提高干部改革落实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几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一文中指出，“要处理好部署和落实的关系”，并特别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担负着推进改革的重要职责”。2025年3月3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着力解决乱作为、不作为、不敢为、不善为问题，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今年全党开展的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落实和担当作为也是重要内容之一。

提高干部落实能力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本期《国家治理》围绕提高干部改革落实能力，邀请权威专家从不同角度展开分析、提供建议。

01

进一步增强干部队伍改革落实能力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一级教授 张占斌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中美战略博弈呈现出长期化、复杂化的显著特征，全球经济格局处于深刻调整之中，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中国式现代化步入关键时期。在此关键时期，干部队伍的改革落实能力已成为破局突围的关键变量，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课题。

增强干部队伍改革落实能力的战略意义

大国博弈下的改革紧迫性。当前，中美战略博弈步入关键阶段。在这一复杂背景下，改革落实能力直接关系到国家战略主动权的获取。比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所部署的“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等重要举措，唯有依靠干部队伍的高效执行，才能转化为推动国家发展的现实生产力。干部若不能有力落实这些改革举措，国家在国际战略博弈中便可能陷入被动。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在此进程中，干部队伍在落实改革部署时，需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步伐，有效防范化解各种风险，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不急于求成，踏实做好基础性工作；要有“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积极投身于改革实践，将中央的决策部署精心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施工图”，并最终绘就为发展成果的“实景画”。

党的执政能力的现实检验。干部队伍改革落实能力，是检验“两个维护”成效的试金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专章部署“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明确要求“着力解决干部乱作为、不作为、不敢为、不善为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这不仅是对干部队伍提出的严肃政治要求，更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现实考验。干部能否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的改革决策，能否以正确的政绩观推动改革工作，直接反映了党在领导改革过程中的执行力和领导力。

干部队伍改革落实能力的核心构成要素

政治能力是忠诚担当的“压舱石”。一是政治判断力。比如，面对中美战略博弈中的“脱钩断链”压力，干部必须准确把握“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构建自主可控产业链”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复杂局势中保持战略定力。既不能因外部压力而选择“闭门造车”，错失全球资源和市场带来的发展机遇；也不能过度依赖外部供应，忽视自身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建设。二是政治领悟力。将党中央决策转化为行动指南。例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干部需要紧密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精准布局相关产业和项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科技人才条件各不相同，干部要深刻领会这一决策的内涵，避免简单地“上下一般粗”，搞一刀切式的落实。三是政治执行力。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抓落实。在推动改革过程中，干部不能只追求短期政绩，而要着眼于长远发展。一些改革举措可能短期内难以见到明显成效，但从长远看对地区或国家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比如在推进教育改革时，加强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改革措施，可能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在人才培养成果上体现出来，但干部要有耐心和定力，持续推动这些改革措施的落实。

专业能力是攻坚克难的“金刚钻”。一是政策转化力。将新发展理念转化为自觉行动，把战略部署转化为具体方案，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二是风险防控力。在改革中顾全大局，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增强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能力。如金融改革可能带来金融风险，社会领域改革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在推动改革时，要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全面评估和有效防控。三是群众工作力。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改革，心系群众，投资于人，造福于民。比如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时，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让群众切实享受到改革带来的红利，提高群众对改革的支持度和参与度。

创新能力是激发改革动能的“催化剂”。一是坚持问题导向。改革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难题，干部不能回避，而要主动出击，迎着困难上，找准改革切入口。例如面对城市交通拥堵，干部要找准问题根源，采取针对性的改革措施，如优化交通规划、引入智能交通管理系统等，来破解难题。二是坚持系统集成。干部在推动改革时，要从整体上进行谋划和推进，以协同思维推进改革。比如在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改革时，涉及到城市管理、交通、医疗、教育等多个领域，干部要协调好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实现信息共享、业务协同，使智慧城市建设的各项改革措施形成合力。三是坚持数字赋能。数字技术为改革提供了强大的工具，干部要善于运用数字技术来推动改革提升治理效能。例如在政府服务改革中，通过建设政务服务数字化平台，实现网上办事、一站式服务等，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和质量，方便群众办事，提升政府治理效能。

多措并举增强干部队伍改革落实能力

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中央决策部署，这是提高干部改革落实能力的基础。干部要通过参加各类培训、学习研讨等方式，不断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在落实改革任务时，要将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提升专业素养，增强业务能力。针对不同领域的改革任务，干部要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可以通过参加专业培训课程、学习相关政策法规和行业前沿知识等方式，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同时，注重通过实践锻炼来积累经验，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积极主动参与具体的改革项目，在实践中摸爬滚打。

强化责任担当，营造良好氛围。面对利益固化的藩篱，干部要敢于突破；面对复杂的改革任务，要勇于担当。在改革过程中，必然会触动一些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干部不能因为害怕阻力而退缩。例如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时，可能会涉及到人员调整、资产处置等敏感问题，干部要有担当精神，敢于直面这些问题，积极寻找解决办法。同时，通过宣传改革的先进典型和成功经验，营造勇于改革、敢于创新的良好氛围。

注重团结协作，凝聚改革合力。改革需要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密切配合。干部要树立大局意识，在跨部门的改革项目中，加强沟通协调，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例如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改革时，涉及到多个省份和多个部门，相关干部要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共同制定生态保护标准和措施，形成工作合力。在跨区域的改革项目中，如京津冀协同发展改革，要建立区域合作机制，协同推进改革任务的落实。

完善考评机制，加强监督问责。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机制，落实“三个区分开来”，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明确改革落实的考核指标和评价标准。完善监督机制，加强对改革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那些在改革中不作为、乱作为的干部进行严肃问责，以强有力的监督推动改革取得实效，确保各项改革措施能够真正落地见效，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02

系统全面提升新时代干部改革落实能力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黄新华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全党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抓落实能力是干部干成事的关键能力所在，崇尚实干，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做好从改革顶层设计到“最后一公里”的落地工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和人民群众的切实获得感。

提高干部改革落实能力的时代意义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涉及范围广，触及利益深，攻坚难度大，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突出重点，更加注重实效，强化主体责任，抓好改革落实。新时代新征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外部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国内需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必须“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改革落实能力和水平，确保党中央改革决策部署见到实效。”

提高干部改革落实能力，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迫切需要。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历史和实践证明，改革越是向纵深维度推进，触及的利益矛盾愈是尖锐，抓落实、重实效的重要性就愈发凸显。“制定出一个好文件，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关键还在于落实文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诸多领域将会出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步入攻坚期与深水区的改革任务更重、节奏更快、要求更高。要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变现实，必须有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干部队伍，能够在多重目标协调中找准着力点，在复杂利益格局中构建改革合力，注重各项改革在实施中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共同发力；要求干部“会谋划”“善落实”，能够由点到面把改革部署高质量地落实到发展实践之中，以强有力的执行推动改革目标落地生根。

提高干部改革落实能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但是能否真正将高质量发展贯穿于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关键则在于干部是否具备与高质量发展匹配的改革落实能力。这就是说，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必须增强领导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本领。这是因为高质量发展强调创新驱动、绿色转型、城乡融合、对外开放、共享公平、协调发展等等。伴随高质量发展的改革将由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转变，政策之间、领域之间的耦合度要求更高，干部不仅要落实政策，更要具备跨领域、跨层级的统筹协调与综合执行能力。只有干部敢担当、善落实，才能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并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与持续动力。

提高干部改革落实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迫切需要。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高干部改革落实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切口。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但制度优势仍未得到充分发挥，原因之一在于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制度执行上存在悬浮空转等现象。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必须提高干部的改革落实能力，才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落实，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展现，也是对各级领导干部工作能力的重要检验”[3]。要将干部改革落实能力置于基础性、战略性位置，发挥关键少数作用，提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的治理效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使改革举措真正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让人民群众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提高干部改革落实能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近年来在脱贫攻坚、乡村全面振兴、生态保护、数字治理等重点领域，领导干部展现出较强的响应力和执行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开局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不容忽视的是，仍有部分改革任务、中央的大政方针及重大战略部署落实不到位。防止和克服改革落实中的形式主义、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全面奠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必须提高干部的改革落实能力，充分调动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着力解决干部乱作为、不作为、不敢为、不善为问题。只有各级干部压紧压实责任，当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坚定行动派、实干家，才能确保党中央改革决策部署见到实效，确保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落实落地。

提高干部改革落实能力的现实挑战

当前，提高干部改革落实能力，面临着制度逻辑与实践效能的多重张力。这些张力本质上折射出治理实践中制度运行机制、组织文化基因与个体行为逻辑的复杂博弈，既有政策解码中的“象征性执行”困局，也有改革闯关时的“制度性避险”倾向，更凸显出创新突破中的“知识-能力”断层。换言之，提高干部改革落实能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受到思想观念、体制机制、能力素养、角色定位等多重因素的制约。

观念更新滞后与改革落实偏差。干部改革落实能力受到思想观念的深层制约。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部分干部未能在思想层面完成从“被动执行者”向“主动变革者”的角色转型。这一观念困境并非单一认知偏差所致，而是源于根深蒂固的路径依赖与心理惰性。既有对现实复杂性的回避心理，也有对既有经验路径的依赖惯性，使得一些干部更倾向于维持稳定、避免风险，而非迎难而上、锐意进取。思想观念的形成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制度运行与行政文化环境共同塑造的结果。从历史维度看，部分干部在长期以“稳”为主的发展逻辑中形成了 “守摊思维”与“重过程轻效果”的工作惯性。从现实压力看，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由于部分改革具有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特点，而现行干部考核机制尚未完全体现改革容错机制，导致一些干部在现实工作中出现懈政、懒政、怠政等现象。此外，新时代干部所面对的治理对象也发生了根本转变，传统以管理为主的思维方式难以适应协同治理、参与治理、柔性治理等新型治理要求。思想观念更新滞后致使一些干部在改革落实上表现出两种倾向：一是对上级部署照抄照搬、机械执行，缺乏因地制宜和主动探索的精神；二是片面追求“改革痕迹”而非实效，导致落实浮于表面、难以深入人心。这两种倾向削弱了改革的实际推进效果，在干部群体内部形成“多做多错、不如少做”的负面心理预期，进一步固化了改革落实中的惰性。

机制协同缺位与执行效能受限。体制机制障碍是影响干部改革落实能力提高的重要因素。相比于思想观念层面的主观障碍，体制机制问题体现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制度性掣肘，表现为改革任务的执行链条断裂、权责配置错位、激励约束失衡等矛盾。在纵向上，存在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之间政策传导链条的梗阻，改革落实在一些地方出现“上热中温下冷”的态势。在横向上，跨部门协同机制尚未健全，不少改革政策在多部门治理格局中难以形成合力，引发执行主体的“风险规避”与“无为而治”，最终削弱了改革政策的传导与落地效能。体制机制问题并非一时一地之弊，而是深植于尚不完善的组织架构中。随着改革任务呈现出更强的系统性、联动性和创新性，传统体制机制的局限性日益显现，不能适应改革全流程协同治理的现实需要，以至于在部分地方和领域出现了“改革文件一摞摞、实际变化很有限”的现象。加上改革试点的政策授权有一定限度，有责无权或有权无责的权责错位现象存在，必要的工作权限和履责条件不充分，使得执行主体无所适从。与此同时，干部考核与任用机制的滞后也是关键障碍之一。干部考核制度边界不够清晰，缺乏针对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和岗位职责的具体化指标，导致干部在落实改革任务时目标感不强、着力点不准，不利于调动干部工作的内在动力。如果缺乏科学问责与容错机制，部分干部往往会趋于保守谨慎，存在“干得好不一定有奖，干出错一定被罚”的心理，宁愿少做事、慢作为，也不愿主动承担改革落实中的不确定性与风险。

能力储备不足与素养结构错位。干部改革落实能力的高低，最终要落实到个人能力素养的匹配程度。随着改革向深水区迈进，涉及高水平政策设计、复杂社会协调、数字技术应用等内容，对干部的知识结构、专业能力、治理方法、综合素养等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要求干部具备较强的系统思维、创新能力和跨界统筹能力。但不少干部在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时暴露出知识结构陈旧、专业能力不足、治理方式落后等多方面问题，形成了能力素养与改革要求之间的结构性错位。长期的事务性、程序化工作中已经形成路径依赖，使一些干部缺乏结构性学习与跨界能力积累，对落实新任务“不会干、不敢干、不善干”。此外，干部教育培训体系与改革实践的脱节也值得关注。不少培训形式仍以政策传达、经验讲授为主，缺乏对改革问题的实战推演与案例解析，学用脱节导致对新知识、新情况、新挑战的把握不理想。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拓展应用，新技术、新模式对干部的科技理解力与数据运用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部分干部对技术治理手段缺乏理解和掌握，面对数字化变革时被动应对，客观上拉大了与改革目标之间的能力距离。在一些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干部落实能力不足对改革成效产生了影响，如营商环境改革、绿色低碳转型、社会风险防控等领域，干部因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协同能力，导致政策执行“卡壳”，改革推进“打滑”。

职责边界不清与角色定位模糊。在多重责任压力下，干部扮演的角色不断变化，但其角色定位却未能在制度层面得到清晰界定，致使一些人在推动改革落实过程中陷入身份不清与职责交叉状态。角色定位模糊的逻辑链条，本质上源于改革任务与职责权限之间的不对称，在改革落实的实践中，干部需要在多个目标之间进行平衡，既要贯彻上级改革部署，完成阶段性政策指标，又要回应群众诉求，处理具体实施过程中的动态问题，还要追求效率与公平，防范风险与维护社会稳定。多维目标之间的交叉竞合，叠加外部评价体系和上下级传导机制的非同步性，使部分干部的角色定位模糊，难以确立自身在改革中的位置，最终影响改革的推进效率和政策的有效落地。更进一步说，角色定位模糊是干部在复杂改革环境中形成的一种困扰。新时代改革任务的系统化协同化，对干部提出了多重角色转换的要求，但在组织架构和职责划分上，仍保留着以条线管理、单一目标为主的机制，造成一些干部在实际执行中出现职责承接错位、协调边界不清等问题。权责不对等、角色不明确使干部在改革落实中要么“事必躬亲、身心俱疲”，要么“明哲保身、谨慎观望”。治理语境的开放性与监督机制的强化，更是加剧了不少干部的身份张力，面临“上不能慢、下不能错、群众不能怨、舆论不能吵”的情境，弹性空间不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干部工作的积极性与时效性。

提高干部改革落实能力的实践路径

强化思想认同，激发内生动力。提高干部改革落实能力首先要强化思想认同，思想上“认不认”“信不信”“想不想”直接决定了行动上“能不能”“敢不敢”“愿不愿”。必须推动干部从被动执行者向主动变革者转型，从任务式应付转向目标式奋斗。这不仅是干部思想层面的自我突破，更是对党和国家改革方向深刻认同的体现，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根本要求。要以深化政治理论学习为主线，构建干部理论武装与实践能力协同提升机制。通过专题化学习、结构化研讨、案例化解析相结合的方式，强化对新时代改革战略布局、制度逻辑及实践路径的学理性把握，着力提升干部政治判断力、领悟力、执行力，破解经验主义思维定式，推动干部在政治理论学习中不断更新观念、拓宽视野。在改革推进过程中，始终强化干部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鼓励干部在实际情景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在破解复杂问题中深化理论认知、增强行动自觉，切实将理论自信转化为推动改革发展的实践效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面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新挑战，领导干部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明确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培育改革共识强化使命驱动，将改革成效、改革探索和担当精神纳入日常考评，推动干部在行动上更加积极主动，切实担负起改革落实责任。

健全协同机制，增强执行效能。提高干部改革落实能力，还要进一步理顺体制机制，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政策导向和制度环境。打破改革的执行瓶颈，必须坚持上下协同、条块结合，推动纵横协作的体制优化，建立全过程、高效率、可核实的改革落实机制，推动改革举措早落地、见实效。从纵向上看，强化上下贯通，构建层级协同的执行体系，明确中央与地方的改革权责边界。中央通过改革任务清单明确改革目标与核心指标，地方将中央部署转化为符合地方实际的实施方案，通过建立双向反馈通道和跨层级督导机制，对重大改革事项进行深入检查，通过过程性考核和结果性考核，全面评估任务进度与实际成效。从横向上看，强化部门联动，构建协同治理的组织体系，明确协同治理的权责界面，以组织重构突破“块块”壁垒，破解职责交叉、多头管理的体制性障碍，并以流程再造提升行政效能，以数字赋能驱动协同转型，通过数字技术建立可信的共享机制，提升干部在复杂改革场景中的综合协调能力。更重要的是，构建能够有效衡量改革效果的科学考核体系，将考核过程制度化标准化，依据干部职级与工作属性设置分层分类指标体系，确保考核内容既覆盖全局，又聚焦重点，并通过强化考核结果的应用，将其与评优评先、选拔任用、奖惩问责等挂钩，对改革成效突出的干部予以激励，对落实不力者进行责任追究，确实形成“干有方向、干有标准、干有激励、干有压力”的工作格局，推动改革任务真正落地见效。

补齐能力短板，优化素养结构。干部改革落实能力的核心在于能力结构与任务要求适配。必须围绕改革需求系统重塑干部的能力结构，强化复合能力、专业素养及数字技能，推动改革任务的高效落实。完善基础性培训，夯实干部履职尽责的基本功。根据干部的年龄结构、岗位职责和能力短板，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突出“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培训导向，推动培训由统一灌输向靶向提升转变，增强培训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切实提升干部履职尽责、推动改革的能力水平。根据改革任务的变化，推动干部培养从静态培训向动态响应转变，整合政治、经济、法治、数字治理等多种知识，通过培训重点提升战略思维、创新能力、法治意识和系统统筹能力，实现专业化与综合性能力的融合发展。推动关键职能部门之间有计划的轮岗交流，构建跨领域、跨层级的锻炼路径，使干部在多岗位历练中打破知识壁垒、拓展经验边界，提升其在复杂环境中的统筹协调与全局把控能力。围绕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数字工具等内容，增强干部在数据管理、技术运用与数字政策设计等方面的综合素养，深化对数字技术的认知培训，引导干部突破“技术工具即附属手段”的惯性认知，认识到数字技术已成为推动制度重构与改革创新的重要引擎，鼓励干部在改革调研、政务决策、社会治理等关键领域探索应用数智之治，推动形成“技术赋能—能力提升—改革提效”的良性互动机制，切实增强数字时代干部的履职能力与治理效能。

厘清职责边界，明晰角色定位。干部作为改革的直接执行者，若职责不清、角色模糊，必然导致行动上的犹豫与推诿，从而影响改革的实际效果。必须坚持系统设计、分工明确、上下贯通的原则，推动改革任务在组织体系中形成清晰的责任闭环，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将责任具体落实到部门、岗位和干部，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确保改革任务不悬空、不脱节、不遗漏，通过建立健全责任明晰、链条完整、环环相扣的改革推进机制，确保每位干部都能明确自己的职责，面对复杂的改革任务时保持主动、快速响应，真正承担起推动者与落实者的责任。对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调整策略，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上级与基层、部门与岗位之间的职责边界，建立改革推进的监督检查与绩效评估机制，既注重过程管控，也突出结果导向，以考核促落实、以责任促改革。针对基层干部“有责无权”问题，强化授权赋能，明确干部在改革全流程中的职责定位，扩大干部在职权范围内的决策权、处置权和调度权，完善与改革任务相适应的人力、财力、技术等要素配置机制，推动资源向改革一线、重点任务倾斜。对承担改革任务的干部，在组织保障、条件供给、工具支持等方面提供系统支撑，增强其履职执行的能力基础。通过建立岗位责任清单、改革任务承诺制度等，纠正“只听指令、回避担责”的被动心态，克服“职责不清、角色不明”的认知偏差，引导干部将自身角色牢固嵌入组织体系，增强其履职意识与主动作为能力。针对干部在高压改革任务中可能出现的责任动摇与执行犹疑，建立涵盖心理调适、正向激励与制度保障的综合支持体系，加强人文关怀与过程激励，帮助干部在压力环境中保持履职定力与改革韧性。

03

复杂性情境下干部履职担当的挑战与方法

中南大学社会稳定风险研究评估中心学术委员会名誉委员 高小平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改革的复杂性更高了。对此，需要认真剖析改革复杂性的构成要素，研究复杂性条件下干部履职担当面临的挑战，探索激励广大干部高效执行改革政策的思路、方法和机制，推动形成勇于创新、真抓实干、开拓奋进的浓厚改革氛围。

基于复杂系统理论的四维分析框架

任何规范科学研究都需要运用相匹配的理论原理和分析框架作为研究支撑，才能达到研究的目的。我们研究全面深化改革复杂性下干部履职担当面临的挑战，实质就是研究现代治理系统的复杂性，如果应用传统的“问题-对策”简单对应式研究框架，无法解析改革的复杂性、基层治理复杂性以及两者融合产生的复杂性，需要引入新的分析框架。

复杂系统理论是系统科学中的一个前沿方向，被称为21世纪的系统论，主要研究多个相互作用的系统组成复杂系统的一些难以用现有方法解释的现象和行为。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是关于复杂性的理论，又叫复杂性科学，是研究复杂性本身的科学，即研究什么是复杂性，包括哲学意义上、数学和计算意义上的复杂性。目前我们经常提到的整体性理论、非线性科学理论、适应性理论等，都是这两种理论共同研究的领域，也形成两个理论结合的成果。这些理论在近年来出现大语言模型以后表现出很多令人震撼的“涌现”现象，即当模型参数和训练数据达到一定规模后，模型会突然出现一些新功能或性能提升，展现出许多在小模型中没有的能力，这种能力并非线性增加，而是在达到一定规模后出现质的飞跃，是参数数量和训练数据量规模所形成的“复杂性效应”。

这些科技原理和现象，对我们研究公共治理问题有很多启迪。可以将改革复杂性与解决干部工作能力进行适配，引入协同理论、决策科学理论、风险评估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将系统演化的动态场景与干部履职困境以及解局对策这三者相互嵌入，置于一体中来解构，根据改革的丰富内涵和多元化形态采取对应的增强系统适应性、优化冗余度的措施，在秩序与变革之间找到动态平衡点，实现治理效能与干部履职担当的协同进步。

本文基于复杂系统理论，构建四维分析框架（见图1），第一个维度是“目标-协同推进机制”，第二个维度是“利益-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第三个维度是“风险-监测评估机制”，第四个维度是“动力-学习型政府建设”。通过这四个维度，系统考察改革复杂性的生成机理、表现形式和本质特征，研究改革复杂性与干部履职担当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出更好激励广大干部履职担当的对策建议。

当前改革复杂性的机理与表现

2016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五次会议时指出：“改革是一场革命，改的是体制机制，动的是既得利益，不真刀真枪干是不行的。”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许多领域实现了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多重转型叠加、结构交织性、动力重构性与风险传导性等特点，这些突出特点综合在一起，形成改革复杂性的内在机理。

多重转型叠加

多重转型叠加是指同时面临以产业升级为代表的工业化后期、以数字治理为主体的信息化深化以及以人口老龄化为标志的社会福利重构这三重转型在当前形成的叠加。这些叠加对公共治理形成的压力，有些可以通过改革转化为发展的动力，有些则难以转化并可能导致政策目标多元，处理不当容易出现冲突。比如，既要抓好常态下的管理，又要抓好非常态下的管理；既要简政放权，又要加强管理，还要实施全过程监督；既要经济增长，又要环境保护，还要应对国际局势变化。又如，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等多系统治理，要处理好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系，同步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在多重转型叠加的背景下，改革任务和政策设计从单兵独进、以点带面、试点突破转向多维耦合。

结构交织性

结构交织性是指改革要面对的问题不是简单线性的，而是网状结构化相互渗透联结的。其中有的属于空间嵌套的交织性，如区域发展一体化，要求地方政府破除行政壁垒，全面突破跨省域政策协调，并不是仅在上级政府间进行协同就能解决的，甚至不是横向全面协调了纵向就一定能同步达效，涉及到从上到下多级政府的事务，政策互相嵌入的能力是有限的。还有的属于管辖领域穿透的交织性，如教育体系改革，就涉及到“教育-经济-社会政策”的多点反应，关系到“教育行业-就业结构-社会保障”的全链条治理。还有一些改革是与群众日常生活利益息息相关的，如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中不同楼层居民对加装电梯存在利益分歧，土地流转过程中集体、承包户、经营主体的权益博弈，企业安全生产整治关停带来的就业安置压力，等等。这些改革事项要求干部必须具备精准识别利益诉求、创造性设计解决方案的能力。

动力重构性

动力重构性是指复杂网络中的动力学系统重构特性，是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常被应用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我们将其用于分析参与改革的多主体在复杂系统中产生相互作用、结构重组并引发的集体动力学行为。这一研究的关注焦点，对我们分析社会改革系统动力学有一定的启发。身处于改革的复杂性网络中的个体，在每一次改革前都会作出“为什么要改革”的思考。以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为例，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改革中，地方的招商引资角色需要转型，以往习惯的政策工具，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进程中可能会失效，需要重启改革动力装置，打造新型治理工具，尽快形成新的工作机制和动力机制。

风险传导性

风险传导性是指在风险泛在、跨域耦合的情境下，各种突发事件和网络舆情加速形成对政策的反馈，而“算法茧房”引起公共议题共识度下降，使得改革成本的溢出加重。当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子系统高度互联，以往在综合程度不高的情景中有某些单项改革看似正确，但在集成改革中可能有较大风险，容易触发“级联反应”。而另一些改革项目，独立看似乎价值不明显，但对于助力其他改革却能产生很大的整体性效益。这也说明了，改革风险不一定都是坏事。

当前改革复杂性所表现出的这些问题，本质上是超大规模文明型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张力，其形态恰恰证明我们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正确性。然而，任何制度变迁都需要突破路径依赖。部分干部政治站位不高，大局意识不强，担当精神不足，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认识存在偏差，影响到干部投身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改革的风险。当前还有部分干部对改革复杂性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随着改革的深入，基层工作面临的困难加重，导致少数干部在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方面出现责任意识淡薄、执行力不足等问题。

在这些表露出来的现象背后，是什么样的内在结构性矛盾在起作用？激励干部善变革、敢担当、有作为的适应性针对性路径在哪里？这些问题值得认真研究。这种改革纵深推进态势对干部能力结构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经验型、执行型的能力范式已难以适应改革攻坚需要，构建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相匹配的干部履职能力体系，成为迫在眉睫的时代课题。

改革复杂性情境下干部履职担当面临的挑战

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改革的复杂性，是社会、自然界、治理规律之间关系复杂化的自主性体现，分析改革复杂性与干部履职担当之间的关系，需要超越传统线性思维，融合统筹学、系统理论等前沿工具，进行创新性研究。

改革目标多元。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同时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正义、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治理现代化等多重目标。这些目标之间既有协同效应，也存在张力关系。例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效率与公平、创新与稳定等目标之间的平衡，构成了改革决策复杂性的客观基础。我们各级干部以往也有协同治理的训练和经验，但主要局限于日常具体事务管理中职责分工需要协调的工作，大都属于微观的行政协调，仅高层机关有时候会对涉及到宏观的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关系进行协调，较少进入现代治理意义上的“全域、多层次协同”领域，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积累和实践锻炼。因此革目标，取其个性中的共性而治之，寓共性治理于个性治理之中，同时整合改革目标。古人认为治国如治病，中医药就有“一药多效”的理论，例如，当归头补血和止血、当归身补血和养血、当归尾破血和通络，但不同功效甚至对立的功效不妨碍它们共同发挥作用，整体的当归可直接入药的。

利益关系复杂。改革本质上是利益格局调整，当前改革触及到的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利益获得者的阻力、部门利益的藩篱、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以及不同社会群体诉求的差异性，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改革，利益调整的敏感性尤为突出，都增加了改革的复杂程度。这与以往干部在公共服务中“办好事”“做实事”能提升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情况有所不同，那时候即使部分人利益暂时受损，但只要利益总量还在增长，整体上就不会产生怨言。现在大部分群体的利益都已经突破基点，基本公共服务从“无”到“有”了，当前需要的是从“有”到“优”，再提高一点公共服务水准。这时候就发生了“相变临界点”的现象，如果一部分人比其他群体利益增长速度慢了一些，就会觉得“吃亏”。因此，关键的问题是每一项改革举措都要尽可能地减少受损面，包括“相对受损面”也应该尽可能缩小。

社会风险增大。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基本面良好，不存在影响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制度性问题。社会风险增大主要是一种相对值的增加，以及“蝴蝶效应”的作用，即微小政策调整可能引发长期巨大偏差。这些风险都可以通过对极度敏感的初始条件进行系统性的细化研究，防患于未然来化解。在这些压力中，改革复杂性与思维局限性、最大限度降低改革风险和减少利益受损面，是导致行为选择困难，部分干部不敢、不愿积极主动履职担当的重要原因。

动力机制重塑。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万能动力公式”，重要的是保持动态适应性。霍兰德适应性模型认为，兴趣是人们活动的巨大动力。近年来学界兴起的公共服务动机研究认为，公务员的“非自利性”动机可以在公共性场域中得以张扬，增强公共服务意识，并转化为改革行动的推动力。当然也有一些干部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兴趣不大，个体的人格特点与职业环境的对应度不高，成为影响创新的阻力。

新旧体制转换的张力

即使在不考虑改革变量的情况下，干部同样会承受自上而下的政策传导与自下而上的诉求反馈的常态性双重压力。从这个视角分析，改革的复杂性给干部履职担当带来的本领恐慌和新的选择，是他在性与自主性的统一。他在性意味着能力不足不仅仅是由干部自身原因引发的，自主性决定了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才能化解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的结构性张力。

行政管理体制的科层制与治理现代化要求的扁平化之间的张力。上级部门的“任务发包”模式有可能将本来集成的政策目标发散化，把原本应遵循“决策-执行”进行的传递扩大为层层加码，而基层组织结构却呈现“蜂窝状碎片化”，部门间信息孤岛、权责错配等因素加剧了“垂直加压-横向阻滞”系统性摩擦的形成。在数字时代可以通过创新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加快“互联网+”“数字政府”建设等途径，形成数字治理与实体治理有机融合的新格局。

制度刚性与情境弹性之间的张力。统一制定的政策在落地时需适应地方差异性，如乡村全面振兴中如何发展产业需要因地制宜做出选择，但发展目标的刚性、制度的硬化和考核指标的僵化有可能压缩基层自主调适空间，诱发基层“策略性应付”，在台账上做“美化”，抑或出现对政策的选择性执行现象。可以通过创造性地执行政策，加强韧性治理，通过公共价值的引领实现“刚柔相济”的机制，形成合力。

改革项目内在的创新要求与路径依赖的制约造成的张力。我国改革具有明显的渐进式特征，形成了特定的制度变迁路径。这种路径一方面保证了改革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也可能产生锁定效应，使得某些改革项目以老办法推进，把好端端的改革变味为“新瓶装旧酒”，难以突破既有制度框架。例如，部分地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存在的“明放暗不放”现象，就是此类典型表现。在开展政府绩效管理时，可以通过改进考核方法，弱化排名比较，增强奖惩问责等，提升行政效能，减少“避责优先”“热衷留痕”等的评估，形成“压力-避责-问责-负责”的反馈循环。

自组织临界性与个体适应性困境之间的张力。在复杂系统中临界点附近可能因微小扰动发生相变，干部需在多重约束下维持系统的稳定，有时需要在资源匮乏、“权小责大”“认知过载”等情况下使出浑身解数方能完成任务，这就会导致个体的超载运行，组织资源的拼凑，使系统处于紧平衡状态。随着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干部掌握数字技术应用治理，传统经验型工作模式向新技术逻辑模式代际递进，可以帮助个体降低不适应，提高工作积极性。

进一步增强干部履职担当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基于复杂系统理论，有效推动广大干部履职担当、干事作为，需要从自组织性、整体性、动态性等方面入手，在综合干部行为与制度环境、激励机制、社会网络等多要素互动关系的基础上提供路径选择和对策建议。

实施智力赋能工程

从智力赋能入手，为基层赋能和减负，破解基层治理能力不足问题。加强干部的改革创新意识教育，是提高干部改革落实能力的重要方法。实施“双环学习”，一方面让干部反思自己是否存在“习惯性防卫”造成的思想障碍，常常用“我们这里特殊”的固化思维方式想事情；另一方面训练跨界知识嫁接、异业对标、触类旁通等思维方法，加深对改革本质、国家战略的认知，找到思想问题的根源，把遇到的问题放到一个更广阔和更长远的背景下去思考，更新观念，释疑解惑。探索创设“创新涌现场域”“容错实验田”，也是提高改革能力的有效手段。鼓励干部在自己工作范围内开展突破性尝试，探索区块链技术赋能，记录干部创新贡献、责任追溯与权责匹配，作为绩效考核的奖励内容，用机器学习识别“躺平”现象扩散的临界点指标，营造鼓励干事、奖励创新的行政生态、文化基因和改革者叙事，重塑基层工作新的话语体系、政策工具赋能体系以及跨部门共演、共创、共同提高的治理体系。

推动政策执行范式变革

创造性地执行政策，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各级干部的基本要求。由于改革的复杂性具有大系统的多属性和多变量特征，对此，仅用单项的、碎片化的执行方法，往往无济于事，需要研究政策执行范式的突破，即变线性执行思维为系统化创新执行模式，用治理的深层动力学机制破解“上头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困境。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优化信息系统，建立干部-群众直连的区块链式信息平台，减少层级过滤，将干部与群众的政策执行积极性转化为共同发力的实践力量。逐步应用现代科技，引入自然语言处理系统，自动识别政策执行中的信号失真，建立动态反馈调节机制，降低政策执行偏差的发生率，提高政策执行中的动态修正能力。探索构建创造性执行的示范模式，树立“复杂性上限”改革标杆，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将难度最大、群众最急需、任务最为紧迫的改革项目排在优先位置，鼓励有条件的基层单位率先行动，总结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误的教训，迅速将经验教训在下一次探索的方案中修正并付诸实施，形成改革的破竹之势，加快全面改革的进程。

构建适应性激励机制

适应性激励是指在工作要求和条件发生变化时，对个体在一个任务上的成就有效迁移到另一个任务上的这种适应性行为进行激励，以使更多个体提高适应性能力。广大干部在改革复杂性面前的心态是积极向上的，不少同志具备较强的改革适应性，分析这些适应性的构成，可以发现主要是坚定改革自信、强化韧性建设和注重风险防范。一位曾经学医的地方领导同志说，改革就是给管理体系做诊断和治疗。中医讲“治之极于一”，诊治疾病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闭户塞牖，系之病者，数问其情，以从其意，得神者昌，失神者亡”，是指要了解到真实的病情，需要选择一个安静的环境，关好门窗，与病人亲密接触，反复交谈，耐心细致地询问，务使病人毫无顾虑，尽情倾诉，从而得知真情疾苦。治病如此，改革也是这样，只有深切体察民情，才能把握改革脉搏，只有适应人民的要求，才能坚定改革自信。同样，增强改革韧性，防范系统性风险，都要建立在科学管理和决策的基础上，协同构建适应性激励机制，形成增强改革动力的可持续系统。

中国古代思想家朱熹在《晦庵集》中论述如何修德、如何识人、如何立政时，认为这些都需要“一一有实下功夫处”，但最关键的一条是“不为小利近功所移，然后可以向前担当，鞠躬尽力”。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增强干部履职担当能力需要构建科学的考核体系，健全保障机制，加强人文关怀，帮助干部解决实际困难，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针对不同层级、不同领域干部的特有问题，提出更具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激励干部担当作为，鞠躬尽力。

04

更好促进干部想作为敢作为善作为真作为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赵卯生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非轻而易举，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必须为此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这不仅要求科学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更需确保持续有效落实，还要能够及时应对各类复杂问题，动态调整策略，并加强对工作成效的监测与评估。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促进广大领导干部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对于实现党和国家各项战略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解决乱作为、不作为、不敢为、不善为问题。系统提升领导干部履职担当能力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中之重，应从牢筑思想根基、健全激励保护机制、锤炼能力本领、强化为民宗旨四个维度持续发力，更好促进广大干部想作为、敢作为、善作为、真作为。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筑牢领导干部“想作为”思想根基

恩格斯曾深刻指出：“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伟业，领导干部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必须树立重于泰山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情怀，以任劳任怨、尽心尽力的工作态度，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展现主动担当、坚定落实的自觉性与自信心，坚守初心，践行使命，忠诚于党，服务于民。

坚定理想信念是领导干部主动担当的基石。古人云：“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坚定理想信念，是领导干部主动担当、职责落实的精神支柱，是经受各种复杂环境和严峻考验的力量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理想信念坚定、精神追求崇高，指引领导干部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灵魂深处解决好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政绩观等根本性的人生问题，以讲政治、顾大局、勇担责、重落实的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赤诚，进而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胸怀“国之大者”，坚守“三个务必”。唯有信仰坚定、自觉笃行，方能内心笃定、行稳致远。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崇高精神追求，必然能够正确对待个人得失、名利进退，自觉做到为党尽责、为民尽力，以舍我其谁的精神状态投身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培育起“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真正激发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的“想作为”职责情怀，使忠诚履职、担当尽责成为思想自觉和行为自觉。

坚定的理想信念源自深厚的理论信仰。理想信念的确立，是理性的选择，而非一时的冲动，单凭朴素的情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托扎实的理论支撑，否则在风吹草动、形势复杂之时，容易迷失方向、动摇信念。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干部要成长起来，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根本，是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和根基，是一切行动的指南和理论支撑。领导干部唯有在深入学习、准确领会、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才能筑牢理论信仰、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不断提高政治站位、理论素养和思想境界，做到信念坚定、政治过硬、作风优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聚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饱含着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执着追求，彰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价值取向和精神风貌。领导干部应当在持续深化理论学习的基础上，自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在其位、谋其政、干其事、求其效”的责任担当，坚定不移地落实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职责要求，激发内心深处“想作为”的强烈情怀，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健全激励保护机制，激发领导干部“敢作为”行动意愿

习近平总书记借古人“为官避事平生耻”之言深刻指出，领导干部必须直面问题、敢于负责，不能因循守旧、回避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担当大小，体现着干部的胸怀、勇气、格调，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担当不仅关乎个人品格修养，更体现政治立场和宗旨意识，是衡量干部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尺。领导干部只有敢于扛重担、涉险滩，善于抓机遇、解难题，才能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敢想、敢做、敢当，是共产党人的一种政治品格、一种能力素养，更是一种实践行动。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当前，我国正处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在这一“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历史关头，领导干部必须勇立潮头、奋力搏击，以更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扑下身子、狠抓落实，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真正把“敢担当、善作为”贯穿于工作全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了党和人民事业，我们的干部要敢想、敢做、敢当，做我们时代的劲草、真金。”在迈步新征程的伟大实践中，领导干部要以奋进者的姿态，把责任担当牢牢扛在肩上，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韧性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敢于直面矛盾，勇于闯关夺隘，不畏艰险、攻坚克难，在实践中锤炼斗争本领，在落实中彰显担当作为，做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成长为让党放心、人民满意的新时代好干部，成为推进改革发展、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坚力量。

正向激励与纠错容错机制有机结合，是推动领导干部“敢作为”担当落实的重要保障。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对干部最大的激励是正确用人导向，用好一个人能激励一大片”，要建立健全选贤任能、知人善任的干部监督管理体系，营造用当其时、人尽其才的良好干事创业氛围，使敢于担当、勇于落实成为领导干部的普遍共识和自觉行动。在涵养“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的良好政治生态过程中，必须健全崇尚实干、鼓励担当、提振信心的正向激励体系，始终坚持严管与厚爱的有机统一、问责与激励的内在融合，做到奖优罚劣、刚柔并济。既要实事求是、依规依法严肃问责，晒出“负面清单”，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鲜明导向，倒逼不作为、乱作为者自我检视、主动整改；又要健全主动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为敢于负责、勇于作为的干部撑腰鼓劲，让实干者有舞台，改革者有底气，奋进者有希望。同时，还要精准落实容错纠错政策，不搞“一刀切”问责，杜绝用问责代替管理、以问责推卸责任的倾向，切实贯彻“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宽容改革创新中的失误，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多措并举，真正让领导干部放开手脚、甩开膀子，敢试敢闯、真抓实干，以满腔热忱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不负组织信任和人民重托。

完善人才培养机制，锤炼领导干部“善作为”能力本领

“绳短不能汲深井，浅水难以负大舟。”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成事的真本领”，必须“既要想干愿干积极干，又要能干会干善于干”。概而言之，党性与本领是领导干部必备的两大核心素质，其中党性是立身之“根”、精神之“魂”，而本领则为成事之“器”、履职之“能”，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只有党性坚定，才能立场鲜明、意志坚定；唯有本领过硬，方能善作善成、行稳致远。如何做到“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通过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推动广大干部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锤炼领导干部“善作为”、提升干事创业能力的根本路径，为全面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实践指南。

一要加强思想淬炼。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 对领导干部的培养和赋能，首要在于系统学习、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在加强思想淬炼过程中，领导干部应自觉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自身岗位职责紧密结合，做到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将提升自己融进去、把强化职责摆进去、让落实工作嵌进去，善于在学习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不断提升政治素养、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真正做到以学促干、以干践学，推动事业不断发展进步。

二要加强政治历练。“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在人才培养中，教育领导干部时刻绷紧旗帜鲜明讲政治这根弦，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既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守住做人、处事、用权的底线，又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责、为民造福作为根本的政治担当，做到对党忠心、为民尽心、履职用心。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分析问题，始终站稳政治立场，增强政治定力，筑牢防腐拒变的思想防线，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做到“政治上绝对可靠、对党绝对忠诚”。

三要加强实践锻炼。古人有曰：“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领导干部应自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做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秉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的基本原则，主动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深入群众，在实践中学真知、悟真谛。在此基础上，领导干部更要主动带着问题学，带着目标学，自觉在干中学、在学中干，不断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强化实干导向，引导领导干部把其自身的所学所悟转化为具体工作中为民服务的情怀、科学谋划的思路、务实创新的举措。“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领导干部唯有在真抓实干中锤炼矛盾化解的能力、攻坚克难的精神、锐意进取的气魄、真抓实干的作风，方能在新征程上担当作为、善作善成。

四要加强专业训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快知识更新、加强实践锻炼，使专业素养和工作能力跟上时代节拍，避免少知而迷、无知而乱，努力成为做好工作的行家里手。”[14]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广大干部要始终秉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管一行像一行”的担当理念，主动适应形势任务的变化发展，进一步增强学习的紧迫感、自觉性和坚定性，做到本领恐慌常在、知识更新常态；永葆“入山问樵，入水问渔”的求知精神，善于借助新知识、新技术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丰富知识储备，提升专业素养，真正成为岗位上的“行家里手”和“多面能手”。与此同时，广大干部还要勇于到艰苦复杂的实践中锤炼意志，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在攻坚克难中积累经验，在服务群众中增长才干，锻造成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烈火真金”，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展现新时代干部的担当与作为。

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强领导干部“真作为”工作实效

宋代吕本中在《官箴》中提出：“处事者不以聪明为先，而以尽心为急。不以集事为急，而以方便为上。”习近平总书记借鉴这一古训，深刻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这不仅是对领导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的深刻提醒，更是对全体党员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树立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根本要求。领导干部唯有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真正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才能赢得民心、践行为民初心。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最本质的特征。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首次系统地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第一次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以唯物主义的视角探寻历史发展的深层规律，指明人类解放的根本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缔造者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不言而喻，“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部事业中，“人民”二字重如千钧。“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领导干部唯有自觉坚持唯物史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原理，坚持党的群众观点、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方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进与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

“人民至上”是领导干部“真作为”的根本立场、价值目标和检验标准。“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领导干部要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状态，始终聚焦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的赤子之心，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忧群众所忧，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民排忧解难，把对人民的感情落实到每一项具体工作中，实现担当有质量、落实有效益，用“真作为”赢得人民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领导干部在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时，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首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坚持察实情、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真抓实干，“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久久为功”，在着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中，把工作实效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凝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05

部署即落实：解释改革成功经验的一个理论框架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李春成

“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在改革中，不仅取得了重大实践成果，大大增强了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而且取得了重大制度成果，丰富和完善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内容、制度结构、制度体系；还取得了重大理论成果，形成了关于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关于指导和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处理好四大关系：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坚持破和立的辩证统一、坚持改革和开放相统一、处理好部署和落实的关系。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任何政策、计划或目标的制定（部署）固然重要，但更为关键的是如何脚踏实地、不折不扣地付诸行动（落实）。这句话旨在突出落实的重要性，强调执行力。但是，改革的部署与落实都重要，二者不可偏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把握客观规律，充分发扬民主，顺应社会期盼，注重各项改革举措的协调配套，增强改革取向的一致性，防止和克服本位主义。”好的部署应该秉承部署即落实的理念，坚持系统观念和问题导向，战略性、前瞻性地考虑推进和落实，“建立健全责任明晰、链条完整、环环相扣的工作机制，强化跟踪问效，推动改革举措落实落细落到位”。

部署即落实理念内涵

复杂自适应系统中部署即落实的理论基础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怀特海过程哲学以及复杂自适应系统理论，我们认为：

世界是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即实在”，世界的本质是“过程”而非静止的“实体”。一切存在都是动态的、流变的“事件”或“现实实体”，而非固定不变的物体世界，现实是可能性不断合生的动态过程。

关系作用于实体。事物的本质受其与其他事物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影响，而非孤立的内在属性。每个现实实体都是通过“摄入”，即对其他实体的经验性吸收，而形成的有机统一体。世界是一个有机网络，万物相互依赖、相互渗透，不存在绝对孤立的个体。

创造性是终极范畴。创造性是驱动过程发展的根本动力，现实实体的生成是对既有可能性的综合与创新，现实世界是作为永恒客体的可能性，通过摄入和综合转化为现实性的过程，表现为新事物、新可能性的不断涌现。

人类社会以及有类人类参与的复杂系统都是复杂自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CAS）。CAS是大量具有自主性和适应性的智能体构成。智能体都有自己的内部模型，并据此对外在环境作出预测与反应、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环境。智能体之间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仅有可能形成共识和行动范式，而且会产生从个体要素及其简单加总的角度无法解释的“涌现”现象，从而使CAS具有明显的非线性和不确定性。

部署即落实的内涵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借鉴上述理论观点观察新时代中国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实践，“合生”出作为创造性过程的改革认识。

改革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合生创造的过程，是一个创造性演进的过程。区别于世界自在的演进，改革是基于主观目标对“可能性”的主动选择。复杂自适应系统中的全面深化改革是通过多主体创造性参与不断生成的事件流。每个事件既是过往事件的继承者，又是未来事件的奠基者，形成现实缘起的网络。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背景是复杂自适应系统。其中，人民都有自己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和追求。改革的核心目的是“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改革必须坚持人民立场，尊重并发挥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主观能动性。

改革是一门“如何在永恒流变中构建动态秩序”的艺术。改革是一个动态生成、多元互动的创造性过程，是复杂自适应系统的动态响应过程，是系统主体（政府、企业、公民等）通过交互持续调整行为规则的适应性过程。改革成功的关键是在稳定性与变革性之间实现“过程性均衡”。

改革的部署者不是外在的监督者，而是与人民共同创造的参与者，是公共利益的价值共创者，是改革的过程守护者，在承认复杂性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创新让改革成为社会自我更新的催化剂，而非僵化的控制工具。改革的生命力不在于找到正确答案，而在于构建能够持续容纳多种声音、激发社会创造力的生成性系统。改革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不是绝对的控制者，而是通过提供可能性来引导世界，通过说服而非强制影响过程。他们更像生态园丁，通过培育关系网络、修剪冗余结构、嫁接创新枝条，在复杂系统的永恒流变中，收获文明进化的丰硕果实。

部署与落实不是“设计—执行”的线性过程，而是制度体系的持续优化。改革的落实不是部署（预设方案或改革蓝图）的机械执行，而是通过对改革方案的理解认知实现自我创造，是将改革部署与地方实际创造性结合的“合生”过程，是对多方利益、环境约束、历史路径的创造性综合。

改革方案的部署，不应是严格指令的独白，而应充分发扬民主、顺应社会期盼，综合协调各方，凝聚共识，形成舆论合力，增强改革取向的一致性；统筹协调各种力量，形成改革合力；秉持系统观念，理清各项改革之间的关联性，“注重各项改革举措的协调配套”；部署的改革方案不应是僵化、封闭的教条，而应不断融入改革实践中的创新，根据实践反馈迭代创新。当改革方案的“部署”本身成为制度创新的源泉，复杂自适应系统的改革便真正进入了“生命演化”的新纪元。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是在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背景下谋划并推进的，呈现出涉及范围广、触及利益深、攻坚难度大、关联性联动性强等突出特点。”因此，改革部署除了指明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融入改革创新和实践反馈之外，还应设计有效的结构性压力释放机制，将改革阻力转化为系统进化能量。

作为创造性过程的改革内在地要求一种“部署即落实”的改革部署。“部署即落实”摒弃改革“部署—落实”二分法，认为改革部署与落实不是两个割裂的线性流程，而是相互关联、相互支持的活动。改革部署阶段就前瞻性、前摄性地充分考量落实环节的可行性与有效性，通过技术工具和机制设计，实现部署与落实的同一性，使涵盖“落实”的“部署”成为即时生效、持续迭代、闭环反馈的创造性过程，使改革活动成为动态生成式的治理过程，实现改革中稳定性与变革性的辩证统一。

改革部署即落实的典型特征

动态生成性：从“预设执行”到“过程涌现”。部署即启动制度生成过程，制度在部署中通过“现实实有”的创造性实践持续生成新内容，超越机械的“预设执行”，涵盖“过程涌现”，形成“边部署边进化”的有机体系。譬如浙江数据交易所的流通规则随企业需求实时更新。

内在联动性：从“外在控制”到“内在联动”。部署文本并非独立于、外在于落实行动，而应直接嵌入、联动落实行动。遵循制度即代码、政策即服务的理念，将与改革实践相关的制度和政策分解为可独立部署的治理单元、行动模块，直接用于支撑行动实践。如将规则（如零关税清单、负面清单、外资准入规则等）代码化后嵌入政务系统，触发即适用。

分布式适应性：从“中心控制”到“节点共生”。构建多层级、多节点改革行动网络；各节点作为“改革分支”，结合自身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独立演化改革行动；通过局部试错与经验共享实现全局优化，实现分散创新与统一秩序的辩证统一。

反馈迭代性：从“线性推进”到“闭环迭代”。通过有效手段（如数字孪生、物联网与舆情监测等）构建制度网络，实时捕获改革效果（如企业合规成本、公众满意度等）；以反馈数据驱动改革的动态调整，不断优化改革方案。譬如深圳物业系统根据老年群体投诉率自动加载“银发服务模块”，实现部署与修复的同步；上海《数据条例》修订中，人工智能（AI）分析10万条公众意见生成草案，人大代表通过虚拟现实（VR）辩论校准价值取向。

韧性可控性：从“风险规避”到“创造性容错”。创造性改革将失败视为新质生成的必经阶段。通过区块链存证等技术确保每次迭代可追溯，形成“过程记忆库”，并便于回滚（改革回撤）；通过“版本控制机制”将改革分解为相对独立的模块，这种模块化设计允许局部回滚而非全盘否定；通过分布式节点的冗余性设计（如30%制度容量预留）吸收冲击。譬如雄安土地系统如果监测到非同质化通证（NFT）交易价差异常，2小时内触发熔断机制。此外，涵盖落实的改革部署，除了要体现上位改革规划和行动纲要的主旨精神和价值追求等为落实行动提供政治合法性和概念性指导以外，还要完成一种先导性的实践，即改革的阻力分析，并提供解决方案。

复杂自适应系统的改革阻力释放

复杂自适应系统改革的关键在于制度刚性与系统动态性的冲突。改革阻力指因系统内部规则冲突、既有习惯、利益博弈或环境突变等因素形成的结构性压力。如雄安作为国家级新区，需在传统土地制度与数字城市目标间实现创造性突破，遇到的改革阻力包括土地财政依赖、数据权属模糊、跨层级治理冲突等。改革阻力若持续积累，可能导致改革停滞甚至系统崩溃，因此，必须予以妥善化解（释放）。改革阻力释放的核心是通过渐进式压力疏导、动态再平衡、韧性增强甚至制度创新等方法，将改革阻力转化为演化动力，将破坏性能量转化为改革动力。传统观点将改革阻力的破除视为改革落实的攻坚战，以“部署即落实”观点来看，这既属于“落实”的范畴，也属于“部署”的范畴。改革阻力释放是部署即落实的重要任务。

复杂自适应系统改革阻力识别

改革可能遇到的改革阻力主要有：规则冲突阻力——新旧制度叠加导致的“双轨制摩擦”，如数据跨境流动监管与数字经济创新间的矛盾；利益结构阻力——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隐形抵制，如传统出租车行业对网约车新政的质疑；认知惯性阻力——组织文化与行为模式对新制度的适应性障碍，如部分基层公务员对AI决策工具的信任缺失导致对AI+国家治理改革的抵触；环境突变阻力——外部冲击（如疫情、技术革命）超出系统原有容错阈值，导致改革难推进。如，相关部门对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改革阻力进行了多维度识别扫描，发现存在：行政壁垒阻力，跨省审批事项平均耗时比省内长、企业迁移需重复提交的材料多；要素流通阻力，人才流动受限导致技术人才年均流失率高；产业同构阻力，譬如汽车制造业重复投资造成产能利用率不足。

复杂自适应系统的改革阻力释放机制

构建缓冲层，在刚性制度与弹性实践间设置过渡带。譬如，雄安新区征迁安置改革中，运用时间策略设计了“三阶段缓冲带”：政策模拟期（VR全景展示补偿方案）、利益平衡期（区块链存证补偿协商记录）、动态调适期（每季度自动评估社会接受度），大大减少了征迁纠纷发生率，使改革得以顺利推进。

压力梯度释放，通过分层试点逐级分解改革风险。譬如，成都为开展公园城市制度创新，构建了“1+10+N”创新体系，即1个市级实验室、10个区级试验基地、N个社区微更新项目。这种梯度机制设计有效缓解了工作压力、分解了改革风险，显著提升了创新方案采纳率。

认知阻力释放，通过学习、培训、训练、思想动员以及技术支持等方法，降低改革中的认知与观念阻力。如运用“AI公务员助手”等应用程序，分阶段渐进式部署人机协同训练，降低部分公务员对AI的抵触。

利益阻力释放，通过参与式协商、风险共担基金、补偿性激励等方法，缓解改革中的利益冲突。如长三角生态绿色示范区设立横向生态补偿资金池。深圳市政府主要通过三项措施化解数据要素市场改革的利益阻力：一是搭建数据交易联邦学习平台，开展数据权益置换，数据源机构保留医疗数据所有权但开放匿名化使用权，并据此获得数据收益分成；二是创建动态确权合约，根据数据使用场景自动分配权益比例（如科研用途仅需5%收益共享，商业用途提升至20%）；三是设置冲突熔断机制，当利益方分歧超过阈值时，自动触发第三方仲裁算法（如引入司法区块链存证）。

环境阻力释放，通过数字孪生等技术方法进行压力测试，以及冗余设计等方法，提升复杂系统的“鲁棒性”。数字孪生驱动的“压力测试-自适应加固”循环法的主要操作步骤有：构建城市治理数字孪生体（集成人口、经济、环境等实时数据）；注入压力因子（如模拟极端气候对能源系统的冲击）；观察系统脆弱点，动态调整制度参数（如临时激活分布式能源应急交易规则）。我国许多地方都采用数字孪生城市方法测试城市某方面的韧性，并采用“冗余”（弹性）设计、修改制度规则、制定响应预案等方法增强系统韧性。

复合性规则冲突阻力释放，通过将相关制度进行模块化重构，从而允许局部试错并回滚；设定改革试验区，将试错风险控制在一定区域；建立容错性机制（政策沙盒），评估改革风险；建立动态耦合协议，尝试制度变革。如浙江数字化改革中通过设立政策试验特区（如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创新）、允许试错范围内的“政策代码回滚”（错误政策模块自动触发熔断、回撤）等措施，使得2023年通过“沙盒测试”的政策落地成功率大幅提升。又如，为解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规则衔接问题，构建了“香港标准+内地适配”转换器（如港澳建筑师资格互认的8个转换模块），开发了跨境商事纠纷“调解-仲裁-执行”智能合约链。还如，为了缓解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制度冲突，将香港负资产处理机制与内地金融安全网融合，在虚拟银行沙盒中测试跨境资金流动规则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创新“监管对赌协议”——若风险事件超阈值，自动启动补偿机制。通过这一系列措施，使得跨境融资成本显著下降，制度创新外溢效应覆盖粤港澳大湾区。

复杂自适应系统改革的制度版本控制系统

类似Git管理方法的制度版本控制系统（Institutional Version Control System, IVCS）是实现复杂自适应系统中“部署即落实”的一种前沿方法。借鉴软件工程中代码版本控制的逻辑，IVCS通过模块化治理、分支试点、迭代式演进、动态合并、冲突协调、历史追溯、数据闭环等机制，将改革部署与落实无缝衔接，形成“部署即生成、落实即反馈”的治理闭环。IVCS主要用于改革方案（制度）的部署与落实，不仅可以实现“部署即落实”，而且能够迭代优化方案部署，提升改革方案的可控性与适应性。IVCS的分支试点（分布式改革逻辑）、分布式协作、动态合作、迭代式演进等“算法”也贴合复杂自适应系统（CAS）中的改革实践，有利于将改革演进为创造性过程。

IVCS的核心功能与CAS的改革部署存在深刻的映射关系：分支试点 → 多极改革试点与多路径探索。允许不同地区或部门基于同一制度基线创建独立分支，测试差异化改革方案（如A省试点“数据要素市场化”、B市尝试“碳税分层征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动态合并 → 改革经验整合与统一推广。将各分支验证有效的政策模块合并到主版本，例如将上海自贸区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升级为国家标准。回滚 → 风险处置与动态纠偏。当某项改革引发系统性风险（如算法歧视激化社会矛盾），快速回退到上一稳定版本，避免危机扩散。提交与日志 → 变革溯源与责任追踪。记录每次制度版本修改的动因、执行主体与影响评估，为事后审计提供依据。

IVCS还可以视为怀特海过程哲学创造性原理在CAS改革中的实现工具。其对应关系见表1。

将IVCS用于实现“部署即落实”，首先需要做好几项基础性工作：

建立制度仓库。首先，建立制度数字化标准，将制度代码化；然后将复杂制度拆分为独立模块（如数据安全规则、审批流程、绩效考核），每个模块单独版本化，支持按需组合；最后，采用“主版本、次版本、修订号”，标识制度版本号。

建立逻辑化的改革决策流程。这一流程主要包括识别改革需求、影响范围评估、创建功能分支试点、数据埋点与效果监测、回滚或并入主分支、生成新版本、灰度发布等环节。

建立关键工具链。包括建立版本控制平台、绘制可视化的制度间关系图（如某审批流程修改可能触发的数据安全规则变更）、设立能量化改革实际效果的评估工具（如数字孪生仿真和A/B测试机制）、建立收到合并请求时对版本的自动化审查机制（主要审查法律合规性和版本兼容性等）。

建立协作机制。包括针对制度变更的跨部门审查委员会和冲突解决策略。冲突解决策略主要包括对语义冲突（条款矛盾）和流程冲突（依赖关系变更）的处理。

支持“部署即落实”的IVCS实践框架或操作体系主要包括五部分：

模块化加载：政策原子的按需部署。将复杂政策（制度）拆解为“可插拔”的原子化模块（如数据确权、流通协议、监管沙盒），通过智能加载器动态组合。譬如，雄安数字土地系统将相关政策分解为土地开发权NFT、动态容积率、碳约束规则等独立模块叠加部署，支持200+并发组合。

分布式实验：多节点版本并行。赋予地方“政策分支”权限，允许同一领域并行多个版本。如在粤港澳金融沙盒改革试验中，香港侧重自由流动、深圳强化风控、珠海探索离岸创新，AI生成大湾区统一监管框架。

实时反馈：数据驱动的动态迭代。在制度执行系统中“埋点”关键指标（如条款引用次数、例外申请频率、企业成本、公众情绪、环境指标），通过制度神经网（如物联网+舆情大数据等）监测改革效果，评估方案的优劣，进行迭代创新。如当监控到“数据出境驳回率>30%”时，自动创建issue；当数据出境规则v1.3.0可能导致过度限制，建议启动修订；企业合规数据触发“守信便利”规则迭代，优质企业通关时间缩短70%。

韧性回滚：部署系统的自愈机制。经由过程记忆库完整记录迭代路径，设置容错机制和熔断协议。如当数据交易所遭遇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DDoS）时，无缝切换至抗攻击历史版本，交易中断。

灰度发布（Gray Release）：自动优化改革方案。引入AI辅助决策（GitHub Copilot式工具），根据历史版本和政策目标，自动生成改革草案（如优化“小微企业税收减免”计算公式），或智能合并冲突解决（当地方“人才落户政策”与国家“户籍制度改革”冲突时，推荐兼容性修改方案）。灰度发布是软件工程中的经典概念，指新功能分批次、渐进式上线，通过小范围验证→数据反馈→动态调优→全量推广的流程，降低系统性风险。我国改革实践中也广泛应用类似逻辑，通过分阶段试点→局部验证→经验总结→全国推广的路径推进改革。

06

善用人工智能提高抓落实能力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黄相怀

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对于赋能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提高抓落实能力，具有重要价值。善用人工智能，有助于夯实抓落实的基础，更好地将“决心大”建立在“情况明”的基础之上；有助于优化抓落实的路径，更好地将“工作效率”建立在“工作质量”的基础之上；有助于明确抓落实的责任，更好地将“强化责任”建立在“细化责任”的基础之上。对于人工智能技术既要善用也要慎用，要充分考虑党章党规、国家法律和社会伦理等诸多规制性要求，避免误用滥用。

常言道，“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中国共产党人深谙“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道理，对于抓落实问题极为重视。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邓小平同志曾说过，“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拿出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韧劲，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确保各项重大改革举措落到实处。”应当说，能不能从政治的高度看待落实，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抓好落实，是衡量新时代新征程上领导干部能力素质的重要标准。

很多事情，关键不在于“知”而在于“行”，行动最有说服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化。其中，以“说了算，定了干，再大困难也不变”的坚韧勇毅推进各项政策举措落到实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就一些地区和部门而言，在抓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上，也还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有的是长期未能很好解决的老问题，比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问题，“拍脑门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问题等，也有的是新浮现新凸显出来的问题，比如“新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机械执行”问题，“层层加码”问题等。考虑到当前我国正处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对于这些问题，必须引起更进一步的重视。

重视并着力解决这些问题，方法路径有很多。用什么新方法助力抓落实？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启发。近年来，以ChatGPT、DeepSeek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涌现，使得人工智能技术迅速赋能千行百业，掀起了一股人工智能应用浪潮。正如信息化、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每一次革新，都深刻地推动了党和政府工作质效的提升一样，完全可以设想，本轮兴起的通用人工智能技术，如果善加运用，必然也能够有效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抓落实能力的提升。

善用人工智能筑牢抓落实的基础：将“决心大”建立在“情况明”的基础之上

做任何事情都是有条件的，抓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更是如此。当前，在抓落实问题上，一些地区和部门缺少的往往不是决心和态度，而是思考和谋划。那种“没有条件也要上”的问题，那种“情况不明决心大”的问题，那种“心中无数点子多”的问题，其表象是有决心而没有责任心，其实质是思考和谋划不够。比如，党中央强调要发展新质生产力，一些地区和部门甚至对于何为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重点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本地区和部门应当着力发展什么样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有什么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等问题，统统都没有思考清楚，就迫不及待提出一系列的思路、举措和办法，投入相当大的精力、物力、财力，其结果可想而知。因此，党中央在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同时，也特别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如何做到“因地制宜”，当然就需要经过充分的思考谋划。

人工智能的发展，为进行充分的思考谋划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条件。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优势，就是能够对反映和体现各方面情况的大数据进行宏观把握和审视，并基于使用者的关注进行深度思考，这是其超越人类智能的重要特性之一。客观地说，过去一些领导干部在抓落实的时候，之所以出现在“情况不明”时“下定决心”的情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客观情况的了解不够，而客观情况了解不够也不一定是主观上不愿意了解，也可能是客观情况不易全面掌握，且面对杂乱多样的信息又难以进行有效梳理研判。因此在情况难以完全明了的情况下下定决心，也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其中不可避免地包含“赌运气”的成分，事后又以“难以预见”为理由加以解释。

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出现，为解决这种困境、提高落地见效概率提供了强大助力。比如，某地区在电动汽车零配件方面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因此准备按照中央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进一步强化这方面的产业优势。过去可能通过到外地调研、拜访有关主管部门、与有关企业沟通，或者委托某些专门机构制订产业规划等方式获得各方面的资讯信息，以此明确下一步发展的重点和主攻方向。然而其中隐含的一个风险在于，通过这些途径获得的资讯信息，可能是片面的、零散的，甚至其中还有虚假的、互相矛盾信息。对于“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其实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在进行这样的思索过程中，领导干部就可以有效运用人工智能手段，对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信息进行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再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达到“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程度，在此基础上推进工作，成功的概率当然就会提高不少。

共产党人最重视实事求是，离开了实事求是，谈“抓落实”就是一句空话，甚至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毛泽东同志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以人工智能思维观之，“实事”就是关于“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的“大数据”，“是”就是基于智能模型分析出来的各类数据要素之间的带有规律性的“逻辑关系”，“求”就是构造智能模型、打造智能体并使之有效工作的过程。由此可以看出，在万物互联的数字化时代，讲求实事求是离不开人工智能思维和方法。

善用人工智能优化抓落实的路径：将“工作效率”建立在“工作质量”的基础之上

越智能，越便捷，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如今人工智能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渗透到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提升这个时代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重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人工智能同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结合，从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需要出发，推动人工智能在人们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的深度运用，创造更加智能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对于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来说，这是一个潮流趋势，不能够仅视之为一种“技术”，而应当视之为一种“方法路径”。就优化抓落实而言，人工智能的精髓要义不仅仅在于简单提高了工作效率，更在于在提升工作质量的基础上提高了工作效率，实现了系统性的提质增效。

其一，提高服务水平。“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需、我有所为”，这是党中央反复向各级党员干部所强调的，也是各级党员干部必须时刻铭记于心的。然而在实践中，相对比较好地实现对人民群众意愿心声的呼应和回应，必须有较高的落实水准作为保证，否则即便最终得到落实，但如果时间延迟太久、质量难以保证，也会使得效果大打折扣。如今可以欣喜地看到，人工智能的引入，在一些便民服务工作方面起到了显著的提升服务水平的作用。比如，广东省广州市12345热线接入DeepSeek后，打造出“7×24小时”全天候在线客服，实现了政策咨询的秒级响应，准确率达95%以上。再比如，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上线基于DeepSeek的政务服务智能客服系统，市民可通过“郫都服务”微信公众号和“小郫在线”微信小程序进行政务咨询，体验AI智能导办等“零接触”服务。AI客服将24小时实时回答，可快速精准检索政策条款和办事指南并提供分步骤指引，解决传统咨询渠道响应慢、答案碎片化问题。可以看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使得人民群众更切实地感受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其二，提高工作效能。上联“你开会我开会大家都开会”，下联“你发文我发文大家都发文”，横批“谁来落实”。这幅对联，讽刺的就是政府部门中的繁文缛节现象。造成这种令人不胜其烦、苦不堪言的现象原因，无非是“文”和“会”大大超出正常工作之需要，造成了通常所说的“文山会海”现象。实际上，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人工智能已经作出了十分优异的表现。比如，江苏省无锡市数据局依托DeepSeek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实现政策智能解读准确率、文件自动起草效率、文字智能校对精准度大幅提升，拟办意见自动生成功能则可结合政务语境提取关键信息，助力公职人员快速决策。再比如，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借助DeepSeek 推出了 “公文写作助手”，实现了政策解读、文件起草、智能校对全流程的自动化。它能依据历史数据和政策库，自动生成规范文本，还能针对政务语境优化表述，让公职人员的工作效率提升超过 40%，同时“拟办意见自动生成”功能可以智能提取文件关键信息，结合政务场景生成多套决策建议。就当今时代而言，在某种意义上，善于不善于使用人工智能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越来越成为衡量党员干部尤其是年轻干部工作水平的重要标准。

其三，提高工作科学化水平。人们所厌恶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所以演化成为一种主义，除了一些党员干部主观上私心过重、“官本位”思想严重之外，有些工作中的环节和流程较多并且必须合规执行，也在客观上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泛滥提供了温床。人工智能技术，为在合规前提下适当简化环节和流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比如，借助人工智能大模型，各地区各部门很容易构建全面的政务知识库，涵盖政策法规、业务流程、案例分析等丰富内容。通过大模型提供的实时问答服务，工作人员只需简单操作，就能快速获得详细准确的解答，帮助其快速掌握业务流程。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开发的“AI 数智员工”，结合各部门实际业务流程，量身定制个性化智能体。在福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AI数智员工”可以通过海量案件分析与法律解析，自动生成裁决书框架，将原本数小时的文书处理压缩至几分钟。在基层党群服务中心，“AI 数智员工”可精准解答党费缴纳、组织关系转接等常见问题，释放人力以组织更多社区活动。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百变政务数智人小亦正式接入DeepSeek大模型引擎，通过智能语义理解、多轮对话交互等核心技术重构政务服务流程，成为北京市首个“可思考、会回答、能办事”的百变政务数智人，在政务服务、迎商招商、决策支持、市场监管、城市治理及投诉举报等领域“大显神通”。除此之外，“智能+”教育、医疗、司法、文旅等方方面面工作，在实践中也都越来越显现出巨大的应用价值。

善用人工智明确抓落实的责任：将“强化责任”建立在“细化责任”的基础之上

强化责任是抓好工作的有效方法，这已经为新时代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所充分证明。在全面从严治党上，我们强化了各级党委的主体责任、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推动新时代管党治党步入新境界，有效改变了过去管党不严、治党不力，党的建设虚化、弱化、淡化的问题。比如，在生态环境保护上，我们建立了“河长制”“湖长制”等制度机制，有效改变了过去“九龙治水”、责任不清、推诿扯皮的现象，为生态改善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随着工作的深入推进，在强化责任上，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责任不够明晰的问题，一些地方和部门承担了来自上级政府和部门转移而来的越来越多的责任，但权力却并未随之而增加，结果造成了“责任过载”的问题。从贯彻落实的角度看，加重责任固然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改变不负责任的现象，但从宏观和长远看，加重责任也可能会对贯彻落实造成内在的伤害。一些地方和部门面对上级压力、责任层层加码有时会出现敷衍塞责、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等问题。实际上，中央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作出部署安排。2024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针对当前乡镇（街道）职责边界不清、权责不一致、责能不匹配等问题，作出“省级党委和政府指导本地区立足实际建立健全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并开展清理规范，加强清单动态管理，推动责权一致、责能一致”的规定。旨在强调对乡镇（街道）工作成效的衡量，要以履行职责事项清单执行情况为依据，防止部门以考核为名向基层转嫁责任。

推动“责权一致、责能一致”，使责任进一步细化，人工智能可以做得更多。过去受技术条件的限制，强调“人人有责、人人负责”总体上还是一种理念的倡导，实际执行起来是比较模糊的，追究起责任来自然也不可能清晰明了。如今引入人工智能大模型，对于“什么单位、什么人，在什么工作上、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完全可以以数字化方式呈现，并动态掌握、动态提示、动态预警；对于这些单位和个人履职尽责的情况，也完全可以动态掌握。如此一来，对于何为“责权一致、责能一致”，何为“责权不一致、责能不一致”的判断，就可以做到精准化、精细化、精确化，并且还可以根据工作实践动态优化“责”与“权”、“责”与“能”的匹配度。实际上，“细化责任”有助于为“追究责任”提供科学判断，从而也就为“强化责任”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比如，某地方政府一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涉及巨额资金投入和多个参与方。然而，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多次出现延迟和预算超支情况，且部分已完工工程存在质量隐患。为此，基于财务数据、工程进度数据、质量检测数据等基础信息，可以借助人工智能网络分析和知识图谱技术，梳理项目参与各方之间的关系和责任链条，检测项目实施中的各种异常行为，并结合纪检、审计等工作，相对迅速且科学地进行责任认定，并据此作出令人信服的处理。

未来已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方式，推动人类社会迎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对于新一代人工智能这一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革命性变革，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如能运用得当，必然能够使我们的抓落实水平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当然，对于这一新手段，既要善用也要慎用，对于它的运用必须充分考虑党章党规、国家法律和社会伦理等诸多规制性要求，避免误用滥用。

07

深刻认识调查研究对抓好落实的极端重要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蔡礼强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做好领导工作的传家宝，也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功。抓落实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日常工作任务，转作风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基本素质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在抓落实过程中如果不深入调查研究，就没办法根据各地千差万别的情况做到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不深入调查研究，也必然会出现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深入调查研究不仅是我们党抓好落实工作的重要法宝，也是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的锐利武器。正是因为深入调查研究可以同步促进抓落实和转作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破题，以上率下抓作风建设，旗帜鲜明地把调查研究作为八项规定的第一条，全党在深入调查研究中凝聚起了抓落实转作风的磅礴合力。

重视通过调查研究抓落实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做好领导工作的传家宝

调查研究之所以能成为我们党做好领导工作的传家宝，是对革命经验的深刻反思和理论总结。早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中，由于上级委派代表在抓落实过程中不进行调查研究不了解具体情况就盲目执行上级命令，湘赣边界革命形势在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却导致“八月失败”的惨痛后果。“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同志不察当时环境，不顾特委、军委及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意见，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这种不顾实际情况的盲目执行一定会弄坏事情、一定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同志尖锐地批评这种只知形式地盲目执行上级命令来抓落实的错误做法，“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在系统和深刻总结革命中的正反经验教训之后，毛泽东同志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斩钉截铁地强调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决策权。

正是因为深刻认识到调查研究对抓好工作落实乃至整个领导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同志率领全党开创了重视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并且强调共产党无论发展到什么阶段都要永远重视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教条主义这个东西，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经历过革命成功和失败教训的洗礼，以及在毛泽东同志亲身践行和大力倡导下，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就成为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

调查研究这个我们党做好领导工作的传家宝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得到高度重视和传承弘扬。“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那末，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这是邓小平同志对于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在实现正确领导中极端重要性的精辟概括和鲜明态度。领导干部如果不能通过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来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智慧，无论是什么级别和什么类型的领导都将无法实现正确的领导。

抓好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反贫困之战的落实工作，无疑具有世界级的难度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打赢这场反贫困之战的秘诀之一在于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抓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党政一把手要深入贫困乡村调查研究，要亲自部署和协调扶贫工作任务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是这样要求党员领导干部的，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不仅亲自谋划、亲自部署这场反贫困之战，还50多次考察调研扶贫工作，走遍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深入群众了解扶贫工作的实际落实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倾注精力最多的是扶贫工作，考察调研最多的是贫困地区。深入基层一线调查研究，是习近平总书记抓扶贫工作落实的一个重要方法，也是所有党员领导干部要学习运用的重要工作方法。

无数事例充分证明，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做好领导工作的传家宝，也是抓好所有工作落实必须运用的重要方法。正是因为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党的二十大报告向全党发出号召：“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这样的号召既是对通过调查研究抓落实光荣传统的继承弘扬，也是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在新时代工作中的实践运用。

通过调查研究抓落实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功

党员领导干部抓落实工作乃至开展一切工作，都要了解所开展工作的基本情况，甚至需要掌握相关工作的内在规律。党员领导干部要在工作中使自己的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作出的主观判断能够遵守客观规律，只有通过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才能做到，否则很容易出现脱离实际违背规律的错误做法。正因如此，调查研究就成为党员领导干部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以及党员领导干部抓落实必须具备的基本功。

党员领导干部抓落实工作是希望通过抓落实取得工作任务的完成和工作实践的进展，而要顺利完成任务和推动实践发展，需要符合实际情况和顺从客观规律。“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通过调查研究认识世界的过程，就是在了解事实基础上进一步寻求客观规律的过程。

党员领导干部抓工作落实的过程本质上就是改造世界的过程。工作落实的效果如何，是否需要进一步修正完善工作落实的相关举措，毫无疑问都需要党员领导干部持续地了解工作落实的进展情况。这就意味着党员领导干部做好领导工作的全过程都离不开调查研究，在改造世界之前要通过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掌握问题、寻求思路，努力作出改造世界的科学决策；在改造世界过程中，又必须通过调查研究了解改造世界的具体效果，通过跟踪反馈和政策评估，及时调整和修改政策，争取实现更好的落实效果。正因如此，党员领导干部开展工作的整个过程，都无法离开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由此可以说，调查研究是党员领导干部开展一切工作的基础。

调查研究对于实现正确领导和抓好工作落实的重要性，在党内已经形成广泛的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了我们党发展经验，强调调查研究对于党员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这段话更是鲜明体现了调查研究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功，以及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

深入调查研究是抓好落实工作的基础与保障

调查研究是抓好落实的重要基础

党员领导干部深入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不断加深对客观实践的认识过程。实事求是的前提和基础是重视事实、了解事实，“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要弄清事实必须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的基本途径和重要手段。

党员领导干部有效开展一切工作都要建立在了解基本事实的基础之上，不了解基本事实的抓落实必然只是空喊口号、敷衍塞责。“要靠深入调查研究下功夫解难题，靠贴近实际和贴近群众的务实举措抓落实，靠一级压一级推动工作，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

深入调查研究是党员领导干部了解情况、摸清事实的主要途径和基本方法。党员领导干部如果只是坐在办公室里看材料听汇报，不仅无法真正掌握基层一线情况多样的复杂事实，也容易滋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只有了解掌握客观情况，才有可能实现正确的领导；如果不了解情况，很难实现正确的领导。也就是说，党员领导干部不仅要调查研究，而且要亲自出马深入基层群众调查研究。

党员领导干部开展的一切工作都要建立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之上，通过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的调查研究，了解掌握真正的实际情况，做到“耳聪目明、心中有数”，这样才能为实现正确领导奠定坚实的基础。“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调查研究是一个了解情况的过程，要想全面了解情况就必须调查研究。

党员领导干部既要通过调查了解实际情况，获得讨论问题的发言权，还要在了解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研究掌握客观实际问题的本质和规律，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高质量的调查研究既包括对客观实际情况的准确了解，也包括对要解决问题的深度分析。在调查了解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把问题的“来源”找到手，把“现状”弄明白，掌握了问题的本质和规律，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这样高质量的调查研究不仅拥有了发言权，也能推动问题的有效解决。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指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则批评不能解决问题的调查研究是事倍功半：“这种调查多、研究少，情况多、分析少，不解决什么问题的调查研究，是事倍功半的。”

调查研究是抓好落实的重要保障

党员领导干部不重视调查研究，就无法做到实事求是，而脱离实际抓落实必然会作风不良，可以说调查研究直接关系到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好坏。党员领导干部深入调查研究，已经超越简单的工作方法层面，不再仅仅只是一个了解情况的工作方法，而是体现为对待群众的工作态度以及能否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能否做到深入调查研究，成为衡量党员领导干部抓落实的工作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

党员领导干部深入调查研究，既可以不断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促进工作更好落实；同时能准确抓住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个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党员领导干部深入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调查研究，面对面、心贴心与群众建立深厚感情和鱼水关系，既是践行群众路线汇聚智慧力量的过程，也是摒弃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不良作风的转变过程。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作风本质上是党员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的外在表现，要克服脱离群众的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就要靠深入群众深入基层的调查研究。党在延安时期就深刻认识到了调查研究对转变作风的重要作用，“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通过调查研究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已经成为我们党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举措和宝贵经验。

通过深入群众之中进行调查研究，关心群众生活并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总结鲜活的群众工作经验并作为学习借鉴的“活的榜样”，已经成为我们党百年历程中加强作风建设的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党员领导干部坐在办公室里历练不出抓好工作落实的真本事，深入群众之中开展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应该成为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继承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在深入调查研究中凝聚起抓落实的磅礴合力

深入调查研究是领导干部锤炼优良作风的过程

党员领导干部抓落实工作如果不重视调查研究，不能准确了解真实的实际情况，不能正确把握群众的利益和诉求，这种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作风就是广大群众深恶痛绝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形式主义用轰轰烈烈的形式或光鲜亮丽的外表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官僚主义高高在上的姿态必然会在维护群众利益上不作为。工作中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不仅会在抓落实中延误工作，还会疏远人民群众，损害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党员领导干部抓落实必须要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本地区本部门情况结合起来，而只有通过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才能在结合基础上抓好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创造性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领导干部要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谋划推动各项工作落实：“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自身实际，把党中央提出的战略部署转化为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任务。要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谋划和推动本地区本部门工作要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创造性开展工作，做到既为一域增光、又为全局添彩。”党员领导干部要在抓落实过程中研究制定出既符合中央精神又符合本地区本部门具体特点和实际情况的细化落实方案，拿出切实可行的具体落实举措，必须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把要结合的具体实际情况摸清摸透摸准，拿出因地制宜能够操作的解决方案和落实办法，才能避免简单化、机械化、形式化的抓落实。

党员领导干部抓落实如果不能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必然会因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而滋生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不良作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目前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大敌。现实中，有的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用心、不务实、不尽力，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起来轻飘飘，把说的当做了，把做了当做成了。”通过调查研究深入了解本地区本部门具体情况的过程，就是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抓落实的过程，也是领导干部锤炼优良作风的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研究问题。基层、群众、重要典型和困难的地方，应成为调研重点，要花更多时间去了解和研究。”党员领导干部只有主动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才能够克服工作中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才能够抓好急难险重工作的落实，才能够锤炼出过硬的作风和本领。相反，党员领导干部如果在日常工作不重视调查研究，或者调查研究中放不下架子、扑不下身子，讲话“假、大、空”，不是真心实意关心群众，不能掌握真实准确的实际情况，不但难以抓好工作落实，还必然会沾染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不良作风。

深入调查研究能有效凝聚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抓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落实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在改革过程中遇到难以破解的问题要从群众角度思考，“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遇到关系复杂、难以权衡的利益问题，要认真想一想群众实际情况究竟怎样？群众到底在期待什么？群众利益如何保障？群众对我们的改革是否满意？”“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及时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充分调动群众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最广大人民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来，同人民一道把改革推向前进”。

党员领导干部抓落实既要汇聚群众的智慧和经验，也要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凝聚起广大群众的磅礴力量。“人民群众有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只有始终相信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之力。”党员领导干部深入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认真践行群众路线，与广大人民群众建立血肉联系的过程。唯有如此，才能凝聚起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共同抓好落实。

党员领导干部深入调查研究有助于更准确地掌握和了解群众的实际情况和真正需求，了解真实的民情、汇聚一线的民意，为了群众、依靠群众抓落实，才能把抓落实做深做细，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这种为民办事、服务人民的抓落实，有利于进一步加深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真挚感情，与人民群众建立密切的血肉联系。

毛泽东同志早在中央苏区时期就总结出了通过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抓落实的主要方法和基本经验。这个基本经验就是：“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党员领导干部深入调查研究，要切实关心群众生活，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如果不是从关心群众生活和切身利益出发，就很难在抓落实过程中得到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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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有效防治基层年轻干部职业倦怠

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行为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张书维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年轻干部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重要性。在2024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新征程上，年轻干部重任在肩、大有可为，必须牢记初心使命、顽强拼搏进取，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基层年轻干部能力素质高低、精神状态好坏直接关系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关系到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广大年轻干部要深入基层，在推动基层高质量发展、服务群众急难愁盼的过程中，锻造为勇于担当作为的“硬核”干部。但当前部分基层年轻干部在工作中出现“心态老化”“精神溜号”“摆烂躺平”等倦怠现象。党的二十大报告已明确指出，一些党员、干部缺乏担当精神，斗争本领不强，实干精神不足。要高度重视基层年轻干部出现的职业倦怠，多措并举“下猛药治痼疾”，提振他们担当作为的“精气神”。

基层年轻干部职业倦怠的典型表现

“职业倦怠”一词源于心理健康领域，最初被表述为个体由于长时间处于精力、力量、资源过度消耗的外部高压环境，导致其产生精疲力尽的极端心理倾向及行为反应，在后来的研究中被归纳为情绪衰竭、去人性化、成就感降低等三个维度。身处“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基层治理场景，年轻干部任务繁多、千头万绪，承受着来自各条线的任务压力和多源头的工作问责，时间、精力、激情的长期过度消耗导致他们精神“疲态”和心态“倦怠”。初涉职场、履历尚浅的年轻干部在基层一线往往被压更重的“担子”，被迫成为承接“千条线”的“多面手”，逐渐产生身心疲惫、丧失激情、消沉厌倦的状态。基层年轻干部的职业倦怠突出表现为得过且过“别出事”、左躲右闪“怕担事”、光说不练“不干事”、行动迟缓“慢作为”等几种心态。

得过且过的“别出事”心态及其典型表现。基层一线和困难艰苦的地方本是年轻干部增本事、长才干的重要舞台，会推动他们在直面问题、破解难题中打开工作新局面。但是，部分年轻干部非但没有“乘势而上”，反而抱有“到基层镀金”“补齐基层经历”的“混基层”想法，选择得过且过、不求“干大事”、但求“别出事”的心态。他们的“别出事”心态在基层一线工作中体现的淋漓尽致：想方设法地拒绝晋升、提拔，甚至主动要求转到非重要、边缘化的工作岗位；拒接“烫手山芋”、怕“啃硬骨头”，找各种理由推辞“急难险重”任务，如防汛抢险、违建拆迁、信访维稳等；认为在工作中“不折腾、少表现”，就会“少出事、少惹事”；不喜欢在领导同事面前“出风头”、做组织中的“透明人”；做事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怕犯错误影响自己，只想当“太平官”。

左躲右闪的“怕担事”心态及其典型表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然而，部分年轻干部在基层一线工作中遇事儿就躲、扛事儿就软，对职责范围内事情上推下卸，只当“二传手”、不当“接盘侠”。躲责、躲事儿、怕舆论监督、怕追责问责，刻画出他们的“怕担事”心态：守着条条框框办事，把干事创业和开拓创新视为风险活动，极力避免改革办法、创新手段；问题层层上报、事情件件请示，缺乏“拍板儿”的魄力；“处处留痕”，遇到急难险重任务果断“顶格管理”“加码问责”；当好“二传手”，第一时间将上级任务和主体责任转嫁给下级、社区居委会；对配合协同的工作尽量“梭边边”，时常与存在业务交叉的部门/同事、社区居委会推诿扯皮。

光说不练的“不干事”心态及其典型表现。部分职业倦怠的基层年轻干部自认为深谙官场“潜规则”，信奉“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的处世之道，对待上级“多表态、调门高”、对待群众“多承诺、态度好”，但真到做事时却推三阻四、尽量拖延。这部分人“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表现折射出“不干事”心态：喜欢在领导面前“表态”，但不会在工作中“兑现”；喜欢在工作中“喊口号”、对群众“许承诺”，但不会有下文；喜欢“拍脑袋”做事，“以材料落实文件”，却不愿深入群众中了解一手实情、解决实际问题；喜欢有选择的做事，甚至出现“不批示不干、不考核不做、不督办不推”的现象，对群众敷衍塞责，无视群众的利益诉求。

行动迟缓的“慢作为”心态及其典型表现。 部分患有“职业倦怠症”的基层年轻干部存在着“慢、等、拖”思想，抱着“凡事看一看再说、等一等再做”的消极态度，缺乏干事创业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这部分人在基层一线工作中暗藏“慢作为”心态：做事懒散拖沓，办事效率低下，任务执行不力；遇事能拖就拖、不推不动，表现出严重的“拖延症”；对限时办结的事项，习惯性踩着最后节点“交差”，而对未限时办结的事项，则反复拖延；对上级/领导未督查督办的事项一拖再拖，甚至搁置；对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踢皮球”“打太极”，只管记录留痕、不愿推动解决；对“分内之事”不“拍板”，回避矛盾、推诿扯皮、议而不决；对原本可一次性办结的事项找各种理由敷衍搪塞，让群众“多次跑”。

基层年轻干部职业倦怠的主要危害

影响国家大政方针在基层的贯彻落实与有效执行。身处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广大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直接关系到党中央各项战略部署的高质量落实和国家各项大政方针的有效执行。年轻干部是基层干部的“中坚力量”、是推动基层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是服务人民群众的“排头兵”。然而，部分基层年轻干部表现出的职业倦怠现象一旦发生蔓延，就有可能造成战略部署在基层“落空”、大政方针在基层“走形”，出现“走过场”式落实、“一竿子插到底”式执行等乱象。心存职业倦怠心态的基层年轻干部难以创造性执行政策、创造性落实任务，可能导致大政方针的“硬着陆”和惠民服务的“缩水走样”。

影响基层党风政风建设及基层治理效能提升。年轻干部职业倦怠现象在基层的扩散蔓延容易使基层滋生“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乱作为”的不正之风，这严重偏离了全党倡导的狠抓实干之风，影响基层党风政风建设和基层政治生态。“职业倦怠症”会诱发基层年轻干部的庸政懒政心理，使他们“未老先衰”，进而对工作丧失热情，缺乏突破攻坚克难的决心勇气和解决急难愁盼的专业能力，严重影响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影响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大力选拔政治过硬、敢于担当、锐意改革、实绩突出、清正廉洁的干部。职业倦怠是影响基层年轻干部理想信念、服务宗旨、干事热情、担当奉献的关键症结。若得不到及时治理，极易在基层年轻干部队伍中发生扩散蔓延，影响基层年轻干部队伍整体建设水平和干事创业合力。

影响党群干群关系质量与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作为党和国家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连心桥”，基层年轻干部直面广大人民群众，他们开展群众工作的作风、解决民生问题的能力，直接影响党群干群关系质量，关系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践行效果。职业倦怠容易导致基层年轻干部缺乏解决群众诉求的耐心、丧失联系群众的热情、减弱解决民生问题的本领，拉远党群干群关系。产生职业倦怠的基层年轻干部容易对工作敷衍了事、对群众漫不经心、对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实事置若罔闻，长此以往，势必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和公信力。

基层年轻干部职业倦怠的现实根源

基于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深刻剖析基层年轻干部的心理机制是准确理解外部环境对其行为态度形塑效应的关键，“计划行为理论”为基层年轻干部的职业倦怠现象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分析框架。根据该理论，职业倦怠的成因来自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三方面。聚焦基层治理场景，理想信念、公共服务动机等内在动力不足和晋升空间等外在激励匮乏使基层年轻干部产生“得过且过、多劳无益”的行为态度；重问责、轻容错的制度规范和能者多劳、庸者逍遥的负面现象会让基层年轻干部感受到“不干不错”和“越干越多”的主观规范；任务多、考核重的工作现状使基层年轻干部对工作产生“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知觉行为控制。

理想信念缺失、公共服务动机不足使得基层年轻干部态度消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部分身处基层一线的年轻干部理想信念不够坚定，未能将个人理想追求主动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难以树立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崇高价值。部分年轻干部深入基层工作的动机不纯，并非将基层视为个人成长的“大熔炉”，而是将其看做周转升迁的“镀金场”。于是，他们在工作中对群众急难愁盼视而不见、对基层“根节问题”漠不关心。部分年轻干部缺乏服务社区、国家乃至人类利益的利他性动机——公共服务动机。他们“考公”是为“上岸”，即获得一份稳定、体面的体制内工作；选择报考乡镇一级政府部门则是为更轻松地“上岸”，甚至仅将基层政府作为进入体制的“跳板”。

任务负担过重、频繁考核监督造成基层年轻干部有心无力。伴随着社会治理重心下沉，基层政府需承担来自各“条线”的大量治理任务，这就使得基层工作时间紧、任务多、责任重、压力大，加班加点成为一种常态。年轻干部作为单位中的工作主力，往往被组织和领导压更重的“担子”，成为承接各“条线”工作的“多面手”。在这样的高强度工作压力下，部分基层年轻干部逐渐出现“疲态”现象。基层政府还面临上级部门、“条线”职能部门的“多头”考核。一方面，各“条线”职能部门不断往基层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中“塞”指标，有时甚至是一些不甚合理的考核指标，如将发文数量、开会次数作为绩效评价依据，使原已满负荷运转的基层政府负担更重。此时，作为基层工作主力的年轻干部承担的任务越干越多，滋生出职业倦怠。另一方面，上级政府部门、“条线”职能部门对基层政府加强过程性绩效考核，定期就重点专项任务开展主题调研、专项检查、限期督办，会议发文过多、检查督查泛滥、台账留痕过度持续增加基层年轻干部负担，使他们逐渐倦怠。

容错纠错不够、考核问责泛化导致基层年轻干部“如履薄冰”。年轻干部若想干事则要敢担责。面对基层治理场景中关系错综复杂、矛盾纵横交织的局面，意气风发、阅历尚浅的年轻干部在干事创业过程中难免发生“剐蹭”，亟需容错纠错机制这颗“定心丸”。但是，部分地区的容错纠错制度仅为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指导性原则，不“接地气”，很难符合基层年轻干部遇到的各类实践情形，需上级部门及领导进行自由裁量或延伸解释。部分地区的容错纠错制度中，对性质程度、后果影响、挽回损失等“六个要件”的标准规定非常模糊，让基层年轻干部心存焦虑。可见，容错纠错制度不够灵活、不够细致容易让年轻干部产生“干的越多错的越多”的认知，逐渐对这份职业产生倦怠感。

此外，部分地区和部门出现对基层“问责泛化”的现象：“条线”职能部门将主体责任转入属地问责，即将自身的主体责任转嫁给对接本“条线”工作的基层年轻干部；“条线”职能部门凭借考核问责实施“任务转包、责任转嫁”，即将上级发包的行政任务转化为基层政府的考核指标并实施问责，此时，基层还面临做好了被“揽功”、做砸了需“背锅”的潜在风险；“条线”职能部门倾向于对基层政府实施“顶格管理”和展开“加码问责”。伴随着问责强度不断加大，基层年轻干部不堪重负，于是，他们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出现倦怠心态及消极表现。

单位忙闲不均、领导“鞭打快牛”酿成基层年轻干部心态失衡。部门基层政府中出现“你年轻你多做”的忙闲不均现象。部分领导习惯于把大事、小事都丢给年轻干部，迫使他们“什么事都得会、什么活都得做、什么责都得担”，长此以往，不仅助长一批“基层闲人”，还将基层年轻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逐渐消磨殆尽，使他们产生倦怠心态。部分基层政府还存在“你能干你多干”的“鞭打快牛”情形，即办事能力强、工作效率高的年轻干部往往被上级部门或领导安排更多的任务、承担更多的责任，甚至还要承担其他同事不愿做、做不好的“分外”之事，最终导致他们心态失衡、产生倦怠；那些能力平庸、不思进取的“基层闲人”反而平稳度日，造成“能者多劳、庸者逍遥”的局面。

晋升空间有限、有效激励缺失导致基层年轻干部动力不足。职业晋升前景是激励基层年轻干部干事的重要因素。然而，基层政府存在单位编制少、行政级别低、职级名额有限、套转超职数等客观现实，这就使许多身处基层一线的年轻干部晋升渠道狭窄、晋升空间有限。“一眼望到头”的职业晋升前景让这些扎根基层的年轻干部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及职业倦怠情绪。部分基层单位存在“论资排辈”的潜规则，未将履职表现、任务绩效充分纳入到干部选拔使用过程，导致组织中“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一样”，甚至出现“活儿是新人的、机会是老人的”的现象，严重挫伤了基层年轻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部分基层单位存在不公平提拔——“不做事”的干部获提拔，“能干事”的干部“出不了头”，使基层年轻干部缺少工作激情、产生倦怠情绪。

基层年轻干部职业倦怠的防治对策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之际，对年轻干部健康成长提出了“五个自觉”的重要要求：自觉做党的创新理论的笃信笃行者、自觉做对党忠诚老实的模范践行者、自觉做矢志为民造福的无私奉献者、自觉做勇于担当作为的不懈奋斗者、自觉做良好政治生态的有力促进者。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求，针对基层年轻干部的职业倦怠问题采取更有针对性、更具长效性的防治措施。

开展强调党性、心系群众的基层年轻干部理想信念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基层年轻干部产生职业倦怠多源于党性修养不足、理想信念动摇。一是要以“五个自觉”为导向，扎实推进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的长效机制建设，坚决筑牢基层年轻干部的理想信念的“压舱石”，着力锻造有理想、有信念的高素质基层年轻干部队伍。尤其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基层年轻干部凝心铸魂、锤炼党性，夯实年轻干部扎根基层、奉献青春的理想信念和精神家园。二是立足基层治理场景，着力打造强化年轻干部理想信念的“实景课堂”，在推动基层高质量发展、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过程中持续开展“沉浸式”党性教育，长效激发广大基层年轻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尤其是强化他们服务社区、国家乃至人类利益的工作动力。三是引导年轻干部树立和践行锤炼党性、为民造福、贯彻新发展理念、真抓实干的政绩观。定期开展基层年轻干部的政绩观教育、政绩观考评。

探索权责对等、去痕重效的基层政府组织减负增能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负，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提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基层政府需要进一步推动基层减负增能，为广大年轻干部打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一是建立清晰、对等的权责清单，尤其是要厘清各“条线”职能部门与基层政府的权责边界、条块事权、职责关系。对于执法权或资源未“下沉”到基层的“条线”工作，采取“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对于执法权或资源已“下沉”到基层的“条线”工作，采取“条块联责”原则，即由基层和“条线”职能部门共同承担责任。二是依据权责清单，精简优化基层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严禁各“条线”职能部门随意“塞”指标；“挑重点、挤水分”，严控基层政府绩效考核指标数量；严格治理各类奇葩指标，提高基层政府绩效考核指标质量。三是持续整治基层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精简会议发文，既要减“红头”又要减“白头”、便签；减少督查检查频次，采取“非必要不督查”原则，倡导“四不两直”方式；运用数智化手段强化“条块”数据共享，推动基层“无感化”考核；严防“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整治各类“变味”的工作群、政务APP。

打造梯次清晰、赛道多元的基层年轻干部培养选拔体系

紧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好干部标准，遵循年轻干部的成长成才规律，构建全周期、全链条、有梯次、递进式的基层年轻干部培养选拔体系。一是可为特别优秀的基层年轻干部打造“绿色快速通道”，支持他们在急难险重任务中“揭榜挂帅”。二是建立“成长档案”、实行“一人一档”，让基层年轻干部的成长“有迹可循”。按干部类别、职务级别、岗位类型、专业领域等序列建立基层年轻干部档案/数据库，并实施跟踪记录、定期动态更新，作为干部遴选和职务晋升的关键依据。其中，对选调生、“墩苗”干部、事业编制人员、公务员等实施分序列培养、分“赛道”选拔。三是拓宽“选拔赛道”、搭建“隐性阶梯”，让基层年轻干部的晋升“不拘一格”。为优秀的基层年轻干部搭建多元“选拔赛道”——基层政府科级职务（直线晋升）、上级政府主任科员（择优上调）、科级岗位主持工作（无名有权）、基层政府关键岗位（同级重用）、异地科级交流岗位（交流转任）等。激发他们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推动优秀干部与关键岗位的精准匹配。

实施事项详细、标准清晰的基层年轻干部容错纠错工作办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坚持“三个区分开来”。进一步做好容错纠错工作，一是为基层年轻干部制定容错情形更加详细、容错标准更加明确、容错程序更加科学的“容错清单”。其中，确保容错情形能有效覆盖、精准对接基层治理的具体问题、详细事项；容错标准能划清“容”与“不容”，不存在“模糊地带”；容错程序具象化、可操作，无需自由裁量及延伸解释。二是打造“容错清单”的动态调整机制，结合基层履职担当、改革创新的“风险点”及基层报送的容错免责“需求点”，动态调整“容错清单”中具体事项、适用范围、操作程序、容错标准。尤其是聚焦基层治理中容错需求较高的信访维稳、城乡建设和征地拆迁等领域，广泛征询基层部门及年轻干部的意见、建议。三是进一步加强“容错清单”的公开透明程度，并建立畅通的诉求反馈机制。一方面，确保基层年轻干部能清晰地知晓容错的正负面详细清单、适用范围及具体标准；另一方面，为他们建立意见诉求的反馈通道及表达机制，减少他们干事创业的风险顾虑。四是聚焦攻坚克难、创新突破的重点领域，推动容错纠错制度从“事后鉴定”向“事前保护”转变，探索实施事前容错备案制度，让想干事、能干事的基层年轻干部真正能放开手脚、大胆探索。一些从事“拔点攻坚”工作的基层年轻干部，会因维护全局利益而损害局部群众利益招致投诉，此时应考虑予以事前容错免责。

构建指标量化、奖优罚劣的基层年轻干部考核评价体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需从“考什么”“怎么考”“怎样用”出发，做精、做细基层年轻干部的考核评价体制。一是构建差异化、科学化、精准化的考核评价体系，考准重点、考出实绩，减轻基层年轻干部的考核负担。聚焦工作性质设计差异化考核指标，对从事党群工作的年轻干部注重考察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贡献；对从事行政执法工作的年轻干部注重考察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贡献；对从事民生服务工作的年轻干部注重考察社会满意度，减少一切与组织职责、工作内容无关的不合理考核。二是基于组织职责、工作内容科学精准“锁定”评价主体，规避基层年轻干部应对“多头考核”的负担压力。由分管领导主要评价从事党政工作的年轻干部，由对口的“条线”部门主要评价从事执法工作的年轻干部，由服务对象主要评价从事群众工作的年轻干部。三是坚持“显绩”与“潜功”并重，“考人”和“考事”结合。对基层年轻干部的考察，既要考察他们平时的作为表现，又要重视他们“战时”的担当能力，即他们应对急难险重任务中是否敢于担当、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中是否善于作为。四是坚持“赏罚分明、考用结合”，并将干部考核评价结果作为选人用人的重要依据。对考核优秀的干部进行表彰嘉奖，对排名靠后的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并在职级晋升、年度评优、绩效分配等方面拉开差距。在选人用人过程中进一步突出和强化干部考核评价结果的运用程度。

树立注重实绩、能上能下的基层政府选人用人导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鲜明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2022年9月正式施行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为推动基层政府能上能下的选人用人导向提供了制度保障。一是树立“重视一线、注重实绩”的选人用人导向。重点选用在乡村全面振兴、信访维稳、征地拆迁、招商引资等方面做出实绩成效、得到群众公认的基层年轻干部，逐渐形成“选用一批、激励一片”的理想效果。二是探索“公平开放、能者居上”的选人用人模式。聚焦基层治理重点领域的关键岗位，面对急难险重任务、群众民生难题，运用“揭榜挂帅”“赛马”模式，让基层年轻干部在改革发展第一线、重大攻坚最前沿、为民服务主战场“挑大梁”，变“排队等位”为“择优上位”。三是打造“有为有位、无为失位”的选人用人格局。切实将“敢不敢扛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为识别和使用基层年轻干部的关键标准，树立一批正面典型——“狮子型”干部、反面典型——“蜗牛型”干部。彻底打破“只上不下”的传统思维，既要构筑“上”的平台，又要畅通“下”的通道。规范程序和具体清单，精细设计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各类情形，同时，秉承“回炉重造”“倒逼提升”等原则，对“下”行基层年轻干部开展跟踪回访，避免“一下了之”。

来源 | 《国家治理》2025年第9期

责编 | 郭文君  张克栋 

编辑 | 赵   凯  

校对 | 李睿彤